“萧山同志说得很好，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让参与改革的群众承受经济和生活上的沉重，也不是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和试验品，毕竟我们的改革是要惠及广大民众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全民族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实现文化和道德的进步，真正体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听到萧山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暗暗嘲讽着张钧，原本沉默的雷秋实也忍不住插话进来说：“阵痛不可避免，关键还在制度设计，方案的优劣，以及执行人的认识高度和决策能力，才是完整实现规划的重要步骤。”
雷秋实的话语平和，听上去还十分的中肯，可在萧山听来却句句含着深意，或者还有着深深的不满和讥讽。原本平静地反驳着张钧的那份暗暗的得意，立刻变得不那么自然，甚至还有些微微的恼怒。因为雷秋实的插话直接针对着萧山的软肋，使他有苦难言。
这是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过往，几年以前身为国资委主任的萧山，正是在雷秋实的领导下，实施的国有企业转制工作，而张钧是分管国资委的副省长，雷秋实是省企业转制领导小组的专职副组长，论职务萧山最低，只是一个正厅级的委主任，可由于受到时任省委书记赵浩南的赏识，转制的具体工作可以说是直接由省委书记控制，两位副省长管不了一个厅长的怪事，就这么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也就是转制过程中的旁若无人和大权独揽，萧山的行为引起了张钧和雷秋实的极度不满，可碍于赵浩南的威势也是难以表现出来，而且还因为在赵浩南的正确决策，以及萧山为主任的国资委的强力推进下，河海省的国有企业转制工作步骤缜密，国退民进力度大，成效显著，受到了中央新闻媒体的热捧和宣传，同时作为一个成功的典型经验得以推广。
也就是这件事情，使三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运作过程中的争吵，具体问题的争论，以及事后遗留问题的争执，伴随着改制的全过程，始终没有停止。以至于很久以后，雷秋实卸任副省长职务，张钧从分管计划、国资和经济运行的副省长，变为主管经济协调大权旁落，而萧山却顺势升级为副省长，完成了省管到部管干部的跨越，都得益于这次改制。
表面的风光难掩一刀切造成的困局，改制完成不久，快刀斩乱麻的转制就陆续暴露出来简单、急切和后续手段不足的问题，尤其是企业资产的清算，以及失业职工补偿和安置分流工作，都引起了涉事企业和社会的巨大非议。贱卖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权钱交易和中饱私囊的议论声不断，上访和堵门的事情时有发生，使随后接任省长职务的林东生头痛不已，可牵扯到省委书记和几位副省长，举报的事项也难以查证落实，遗留的问题就这么长期遗留了下来。
可这么多年过去，心结却像个病菌一样埋在了张钧、雷秋实和萧山心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反应，尤其是张钧和雷秋实成为省政府特别咨政，相对于赋闲之后，对于这件令他们耿耿于怀的转制事件，一直在暗中调查和搜集证据，力图做实赵浩南和萧山在国企转制过程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而且也将相关材料通过自己的渠道递交高层。尽管效果暂时还不明朗，可不同的声音都在传递着信号，只是这种博弈牵扯到的利益各方力量太过胶着，一时也难分伯仲。
可这对于萧山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的，对于两位老省长的任何一个举动，哪怕是言语的暗示他都十分的在意，而且加倍的小心，这次也同样是如此。
“老省长这是在批评我责任心不够，或者官僚主义思想严重啊！”萧山呵呵干笑着环视着会议室里的各位，观察着众人的反应，随即面向雷秋实，神色严峻地说道：“我认为，任何的执行力都要服从大政方针，服务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单纯地去看一件事情，难免会有失公允，或者会产生片面的判断，这说到底也还是忽视了客观规律的反映。”
萧山似乎很为自己的说法感到得意，既回应了雷秋实的攻击，也暗示着自己的无辜。也许是感觉到话语的分寸和力度不够明确，就又补充说道：“说到底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执行者，往大里说是执行中央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再退一步说，执行的是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这样的轨道上运行，个人的所谓创新和创造，只是执行过程中的补充和完善，总体方向是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的，也是组织原则所不允许改变的。”
“萧山同志这样的说法很有些形而上的味道，可却也说明了现实工作中主动和被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创造性和创新的具体运用和政策执行力的辩证关系问题。”张钧耐心地观察着萧山的的表情变化，等到他说完之后，才不紧不慢地接过话来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但体现着一种政治智慧，更体现着执行者的担当，天翔同志从完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政府运作效率和行政效能，减少财政支出的多层面考量，大胆地改进臃肿、低效、繁琐、庞杂的机构弊病，这就是最大的制度创新，这样的执行力才体现出他的坦诚和无私，难到看到问题成堆不解决，就是最好的执行力吗？”
张钧话音刚落，雷秋实就接着笑道：“我们的事业，就是在挫折和矛盾中，不断地探索和修正螺旋形地上升着，没有问题和矛盾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进步的，只有发现问题，解决矛盾，才是真正的执行力。机构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一样，都面临着众多艰苦和复杂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去认真研究解决，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天翔同志的想法很大胆，也很有前瞻性，先从体制机制入手，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运作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才能使我省的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看到张钧和雷秋实都在不约而同地用齐天翔的威势压他，萧山不禁暗暗叫苦，可就事论事地不纠缠过往的旧账，也还是萧山愿意接受的现实，想到这里，萧山就详装大度地举起双手，做投降状笑着对雷秋实说：“两位老省长不愧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秀践行者，说出的话里，既有辩证法，又有方**，我是自愧不如，甘拜下风。我只是担忧天翔同志的改革大计步子太大，并不是反对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而且从心里上说，我也愿意看到机关效率的提升，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饱满，这并不矛盾。”
萧山说着话，目光转向身侧的王向东，似乎是寻求同情地笑着说：“作为主管交通行业的老领导，有亲自过问机构改革具体事项的王省长，这一段时间的甘苦，相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吧！”
“甘苦都不怕，只要有实际效果，这比什么都好！”王向东看到萧山求救的神情，呵呵笑着回应道：“也就是萧山同志说的，作为老交通，又是分管交通行业的副省长，没有什么比下面乱作为、或作为更让人恼火的，可更难堪的是这些事情还被齐省长抓了个现行。丢人事小，面子事大，齐省长发现了乱象及时进行了制止，并立即组织全省现场会部署整改。这样的形势下不进行改革怎么能行？又怎么好意思坐在这里讨论机构改革的事情？”
王向东的话引发了会议室里一阵轻微的笑声，短暂的停顿后，王向东环视着众人慢慢地说：“交通行业乱象丛生，乱收费、乱罚款、乱查车的‘三乱’现象由来已久，大范围的治理整顿和打击每年都不定期地开展着，可每回治理整顿之后不久，就会大幅度的反弹，成了社会各界诟病的顽疾。究其原因，除了机构庞大入不敷出，还有就是利益驱动的问题，只有斩断伸向公路的利益黑手，解决收费和管理的关系，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公路三乱问题。天翔同志善于发现问题，这点我是深感佩服的，也坚决支持从省交通厅开始，进行大范围的机构改革和精简工作，先行先试。”
王向东的态度很明确，表情也很真挚，表达的想法更是清晰明确，一时之间使会议室里的气氛定格了起来，各位都陷入了沉思之中，这基本相当于表态的发言，似乎更说明了一种倾向，说出来就代表了一种意见，不好反悔，更不能有所修正。
这看似简单的表态，带来的就是一系列的变革，以及分管部门的波动，而这波动可能会长期影响到干部队伍的情绪稳定，继而对实际工作产生干扰，因此这态还真不是好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