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八章 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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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
    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
    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
    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m.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
    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主要成就
    政治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
    “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
    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
    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
    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
    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
    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
    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19]
    军事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以儒家学说治军的这一宗旨还贯彻在选将、募兵、军队管理以及协调军内外关系等方面。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
    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
    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说,“行军之道,择将为先。”
    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
    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
    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
    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将清朝的世兵制改革为募兵制,也是曾国藩建立湘军的首要一着。
    他说,“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
    因此,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
    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
    曾国藩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
    凡无保者,概不招募。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
    曾国藩对绿营的编制方面也进行了改弦更张。
    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
    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
    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
    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
    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就是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
    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
    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
    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mzd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mzd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
    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
    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学术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
    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
    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
    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
    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
    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
    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
    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
    “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
    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
    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
    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
    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
    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
    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
    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
    曾国潘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
    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
    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书法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
    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
    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
    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
    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
    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
    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
    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人格修炼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
    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
    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
    “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早年修身十三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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