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一茬茬喊着乌拉冲锋的俄军一茬茬的倒在筑垒工事前，毛奇十分淡定，对这种情况他早有所料，但他又很哀伤，在线膛枪的杀伤下，勇敢的士兵死的毫无价值。
“命令士兵掩护！”
毛奇对自己的副官说道，副官是一个奥斯曼人，懂德语，但毛奇现在已经可以完全用突厥语说话了，副官也就成了一个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毛奇遇到了一个好时代。
1834年，在普鲁士服役的毛奇升为上尉。这年11月，他被派遣到伊斯坦布尔，以休假的名义出使奥斯曼帝国，帮助奥斯曼帝国进行军事改革，加强普鲁士在奥斯曼的影响。之后毛奇开始作为顾问帮助苏丹政府拟订建立国防军的计划，建立防御体系。
当时正是奥斯曼帝国败于埃及之手，奥斯曼苏丹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埃及軍队是拿破仑战争之后，阿里聘请法国军官帮忙训练的。但奥斯曼軍队也是聘请了大量法国顾问，可却不是埃及軍队的对手。病急乱投医，奥斯曼苏丹就接受了普鲁士的帮助，聘请了毛奇为首的大量普鲁士军官帮忙训练軍队，制定系统的军事体系。
历史到这里，并没有变化。历史上，毛奇训练的軍队，几年之后遇到埃及軍队，又一次被击败，然后奥斯曼苏丹就又抛弃了普鲁士军事顾问，毛奇以失败者的身份，灰溜溜的回到了普鲁士。
但现在的历史却变了，因为毛奇刚到奥斯曼帝国履任，就爆发了奥希战争，希腊先后联合满清、埃及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打击，结果奥斯曼帝国遭受了又一次惨败。这一次的惨败当然就归结不到普鲁士顾问的头上了，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工作。
反倒是这次战争，让毛奇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他虽然在普鲁士军中服役，可其实他的知识很杂，并不是纯粹普鲁士式的，他上的军校也不是普鲁士的，而是丹麦的。他父亲是一个普鲁士破产容克，母亲是一个丹麦中产阶层，他从小跟随父母在丹麦定居，在丹麦接受教育，但他认为丹麦太小，不是让他发挥的舞台，他更看好普鲁士，于是就以容克贵族身份，报考了普鲁士军官，成功考入普鲁士軍队成为下层军官。
他知识驳杂，历史、文学、哲学、军事都有涉猎，贫穷的时候他还出版过小说，他是一个语言天才，热衷于学习，于是在普鲁士军中不时发表一些军事论文，渐渐积累的名声，被调入参谋部门。
但直到奥斯曼任职，他依然只是一个小军官，上尉军衔。但却是有真才实学的，他没有参加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所有知识带有纸上谈兵的色彩。
反倒是奥斯曼跟满清和埃及的战争，让他第一次近距离了解了战争，战后他总结经验，向奥斯曼帝国提出改革方案。
他发现在战争中，奥斯曼軍队的许多败仗都是因为统属不一造成的，他建议在奥斯曼軍队中设立正规的参谋部，由参谋部制定统一的作战方案，交由军官执行。这意味着军官负责指挥軍队的时刻结束了，更专业的参谋制定方案的时代到来了。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已经不是马哈茂德二世，因为接连的战败，马哈茂德二世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他儿子继位，继续推行改革。在没有方向的时候，他接受了毛奇的全部建议，让毛奇放手对奥斯曼的軍队进行重组。
毛奇对奥斯曼帝国的军校，后勤管理，军事训练，都进行了系统性的改进，这些改进，并不是革命性的，一来是大部分内容奥斯曼軍队本来就有，毛奇只是加强了管理，二来，这些事情随便一个有管理经验的欧洲军官都能做，毛奇做的也未必就比别人更出色。
毛奇最大的，革命性的改革是，组建了一个大参谋部，这个参谋部直接向苏丹负责，制定让军官执行的作战计划，而不是为军官临时提供建议的幕僚。苏丹支持了这个改革建议，因为他发现，通过这个总参谋部，苏丹等于直接控制了軍队，这对于常常受到军阀干涉政治困扰的奥斯曼帝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之后奥斯曼参加的战争就是在俄国陷入困境的时候，趁火打劫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的战争，尽管这场战争中，奥斯曼只是最后参战，而且没什么辉煌的战果，甚至被俄军从克里米亚半岛击退。但这毕竟是一场胜仗，而且奥斯曼軍队改革的成果已经有所体现，战斗力比以前有所提高，跟俄军和英军的战斗中，也不是以前那种一边倒的局面。最后成功通过政治手段得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终究是胜利，因此毛奇并没有遭到罢免。反倒是因为他打造的总参谋制度，让苏丹牢牢控制着軍队，而一直得到重用。
战后毛奇开始负责克里米亚半岛的防御计划。这个计划极为关键，影响到了这次战争的进程。
在打造克里米亚防御体系之前，毛奇对哈萨克战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对双方在这里进行了四年拉锯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甚至还亲自走了一趟中国軍队千里大迂回的路线。这次大迂回已经是中国軍队的成名作，基本上全世界的军事教材都会讲起，但毛奇并不特别崇拜中国人的战术。因为他发现，这次迂回确实是一次极为大胆的战术创新，但并不具备普世性，因为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很难借用。在这次迂回中，中国先后动用了六七百万兵力，加上保障运输的人力，恐怕是千万级别的，全世界能动用千万人力投入战争的国家，有哪个？至少欧洲，一个都没有！
毛奇反倒更推崇中国人的筑垒体系，在中国人大量采用筑垒壕沟体系之前，欧洲的战争主要是野战，即便围绕城市攻防，也是野战为主。这并不是欧洲軍队崇尚进攻，而是欧式的城堡体系在路易十四时代就被击败了，所有死守城堡的战术都会失败，按照中国军事学的说法，那叫久守必失，攻守必须相互结合才能长期坚守。因此欧洲在进行守城的时候，往往也会在野外部署野战部队，跟对方进行争夺。一座城堡，一旦被围困，也就意味着失败。
但对比了中国的筑垒体系后，毛奇发现，并不是城堡不能坚守，而是城堡缺乏长久坚守的物质准备，欧洲的城堡普遍建在险要的山上，连引水都无法保证，一旦被围困，短期内就会失败。但中国人的筑垒中，肯定会修筑水井，会储备足够长期坚守的粮食物资。配备密集的火力，依托火力对敌人进行大量杀伤。哪怕就是后来中国人迂回成功后，也是通过筑垒将俄军困住的，因为当时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在野战中堵住俄军。
这些战术都启发了毛奇。
之后他在克里米亚半岛防御体系中，先后修建两座要塞群。一座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北端跟陆地相连的地峡附近，卡住来往通道，阻挡俄军从陆地大规模进攻。一座位于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主要是完善。他在要塞中钻探了深水井，确保在被围困期间，这里能够有干净的水源，而且储备大量粮食物资，修建了大量的地下仓库，足以保证三十万人一年的战争消耗。
奥斯曼帝国已经江河日下，失去了埃及、希腊、阿拉柏半岛和北非等地，减少的人口超过一千万，但总人口依然有三千万，保证三十万人长期作战的物资，他们还是拿得出来的。
有效的防御工事，加上比过去射程更远的线膛步枪，毛奇发现，如今的战术，比哈萨克战争时期，更有利于防守了。
毛奇将大量的步兵炮放置在前沿，用来发射杀伤步兵的霰弹，配合线膛步枪，带给俄国步兵巨大的杀伤，而俄军却无法将自己的大炮推上来。重炮的话，太过沉重，无法在要塞重炮的打击下，成功推进到射程以内。轻步兵炮也推不上来，因为线膛枪的射程，已经让炮兵不再安全，步兵炮一旦靠近工事，想要压制工事上的火力，炮兵很容易被狙击手定点清除。
结果就是俄国人一次一次徒劳的用步兵冲锋，除了大量的伤亡之外，没有任何战果。
毛奇感叹新时代的到来，同时也在逆向思考解决的办法，一旦所有国家都开始筑垒防御的话，那么如何突破这些筑垒，就成为战斗双方胜负的关键。
毛奇想来想去，发现还是得用炮，性能更先进，威力更大，重量更轻的大炮。
战争爆发前，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奥斯曼軍队不过五万人，宣战之前，奥斯曼帝国才紧急向这里派驻了二十五万援军，将防御兵力提高到三十万人，这些都是早就计划好的方案，因此一直有序的进行。
毛奇也亲自进入克里米亚半岛坐镇，直接向苏丹本人负责，而且一直通过电报跟苏丹保持着联系。
苏丹对毛奇大量杀伤俄军的战果很满意，但毛奇却告诉苏丹，防守的目的，最终是要发起反击的，在战前制定的军事方案中，也是如此，一旦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之后，奥斯曼大军最终是要出击的，因为他们的作战方向并不在克里米亚半岛，而在能否切断第聂伯河跟多瑙河俄国军团的联系。
毛奇告诉苏丹，必须在有利的时机发动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