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物权法百科全书小辞典957-2-29
物权法热点亮点面面观（十三E下）
〖第一部分：焦点难点问题〗
二、事件简述
（一）前言……
（二）事件简述……
第十件：如何看待其他焦点难点问题
1、杂谈其他的焦点难点问题
2、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低和降低及其他的焦点难点问题
3、极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现象面面观
4、行政干预的由来与物权法的尴尬
5、行政干预对于民间借贷以及抵押权关系的节制作用（A）
………………
5、行政干预对于民间借贷以及抵押权关系的节制作用（B）
（4）关于“非法集资”典型案例评析
【史玉柱案与吴英案天壤之别的对比分析】
[前言：“非法集资”案之天壤之别]
关于“非法集资”案，有的被判定为极刑案，有的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有天壤之别——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地之下。譬如史玉柱案与吴英案之比较，泾渭分明，遂为两极，简直是一个在天堂上面、一个在地狱下面。虽然事件过去许多年了，人们仍然对于史玉柱案津津乐道或缠绵质疑，对于吴英案婉惜嗟叹或指责有加，各种相反的评价都有。即使是法院内部，对于同一个案件意见相佐亦为常态。前一个案件发生在计划体制转轨时期，后一个案件发生在金融制度改革时期，这两个案件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结果特别令人寻味。
殊不知，史玉柱案发生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交接期，民间金融市场并未放开，而史玉柱身上的缺点与优点一样多，那个时候的严刑峻法情势很厉害。吴英案发生在市场经济平衡推进期，民间金融市场已经放开，吴英身上并没有多少缺点，名气没有史玉柱大，裹挟进的“非法集资者”增多。按理说，民间金融市场越开放而“非法集资者”会越少，官方的宽容度会更高，实际情形与人们的猜想有很大的出入。
率真地说，在民间借贷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同时在金融领域诈骗案件频发的情势下，关于如何正确处理“非法集资”案是很大的难题。
现实条件下，只有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之类的财产权实体法，没有“民间借贷法”之类的融资权实体法，某些司法、诉讼工具法就代替了融资权实体法。一法代多法、一法多用，就在工具法中体内循环，不确定、难确定因素太多，导致随意性、弹性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类案件处理后“天壤之别”现象不可避免。其结果是损害了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对于根治社会弊端不起作用甚至于有时候起反作用。
长期以来，社会上关于民间借贷领域的是是非非始终纠缠不清，有些观点是根本对立与不可调和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令当事人无所适从、动辄得咎，而舆论上的“一边倒”更不利于法律关系的调整，不利于民间借贷自由市场的发育，不利于民间借贷的自由发挥。对于非法集资诈骗活动当然需要严打，但前提条件必须是精准地界定“非法集资”的范畴，法律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不能因为出现了集资诈骗案件就因噎废食，也不能因为实行金融管制就废除民间借贷自由，也不能把每一个“非法集资”行为与贪污受贿相提并论，一切“对官宽并对民严”的失衡法应当摈弃。
法释〔2010〕18号规定的另类情形，是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不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标志着不是所有的非法集资者都一定要接受定罪处罚。这个公法对于“免予刑事处分”的条文太少，意味着过去和现在严打是主流，从宽的机遇难得，民间借贷“放开搞活”面临着诸多焦点难点问题，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从宽处理的对象主要有这些：在亲友中借钱用于经营或者消费，属于很正常的，发生借贷争议仅以民法来追究责任；借贷金额小、涉及人数少、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非为“非法集资”对象；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酌情减免刑事责任，可改为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够按时还清借款本息的，可免予刑事处分；有立功表现的，可减免刑事处分等。
本文分析史玉柱案与吴英案，并不是要揭谁的老底让其难堪，而是试图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论证哪些值得提倡、哪些值得摈弃和未来的法律走向是什么。严打“非法集资”运动已经持续了３０多年，真得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真得需要从一些典型案例中找出突破口，真得好好反思金融制度改革的问题，真得把舆论上“一边倒”问题进行勘正，大家真得为当事人说句公道话。
行政干预权不是可以随意无限放大的，民间借贷自由权也不是可以随意压缩的，抵押权关系也不是可以随意毁损的，民法对于公法的平衡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民间借贷本身是个民事关系，怎么可以完全脱离民法范畴而专用公法的利器呢？为什么同是“非法集资”案件而处理结果是那样的迥异呢？为什么抵押权人受连累却讨不得个公道呢？这是大家非常关注并期待解决的问题。
史玉柱案的样本意义在于，跟史玉柱案相同或者类似法定要件、事实要件的“非法集资”嫌疑人应当依法免予刑事处分，已经被判刑的应当赦免、平反并无罪释放，至于国家赔偿问题则另作考量。行政干预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不是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也不是为执法而执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个大原则、大前提，凡是符合宪法规定、物权法规矩的，各级政府应当义无反顾地予以支持。
吴英案的样本意义在于，对于“非法集资”的罪与非罪、罪大罪小的推定一定要精准得当，“集资诈骗”应采事件前后左右的全证，关于孤证、证据前置均不足为定罪的完全证据。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有许多明白人，法院博采众议益处多多，从死刑到死缓再到无期徒刑之两次改判过程，标志着法治上的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已经完全了结，继续改判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从吴英案中得到启迪，今后的死刑案将会罕见，无期徒刑案也会逐渐减少，赦免案会大量增加，法治的规范化、精准化、人性化精神将会得以彰显，民间借贷的自由空间相对扩大。
譬如，全国规模最大、涉案金额最高、受害群众最多的金融犯罪案——“广东邦家公司”案，广东省高院对主犯王民权、张岩作出终审判决。王民权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40万元；张岩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0万元。这起涉及全国十六个省、六十余个地市，涉案集资金额高达99.5亿多元，受害人数多达23万余人的集资诈骗大案，暂告段落（网易财经2016-01-29《广东一公司非法集资近百亿主犯获刑14年》）。
——这是贯彻落实法释〔2015〕18号，也是全体专家学者、正义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愿新法的阳光洒满民间借贷领域，众“吴英们”的判刑申请得以批准！
A、史玉柱案：让集资人免于刑事处分获得借贷自由的典型案例。
史玉柱案的特点，是肇事人发案早、延时长、金额大、关系铁、未受罪和连环集资、东山再起、死里逃生、咸鱼翻身、因祸得福。他的人生充满传奇惊险，充满起伏跌宕。最受众人密切关注的，不是他成功地加入了福布斯富豪俱乐部，也不是他婚姻上的甜蜜与酸涩，而是他从“非法集资”的圈子中成功逃脱出来并一举惊人。那些神仙一般腾云驾雾的故事，特别令每个执法人和被执法人不约而同地刮目相看，有关疑团如“歌德巴赫猜想”一样的难解难分。
关于史玉柱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涉嫌“非法集资”之最典型案件之一，集资额度是吴英案的3倍（10亿元以上，这在九十年代是个极大的天文数字，现在仍然是天文数字），集资还债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社会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史玉柱并未受到法律追究与行政制裁，毫发未损，安然无恙，终于从一个最失败的企业家变成了最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巨大集团在房地产、保健品、保健酒、网络、私人银行等多个领域风生水起，史玉柱20年间由一个负债10亿元的落泊投资者，飘飘然变成了拥有500亿资产的福布斯大富豪。
从1994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史玉柱旋风”、“史玉柱疑案”、“史玉柱疑窦”、“史玉柱诘问”在亿万人民脑海里如幽灵一般的徘徊，引起人们诸多的好奇、猜测、比较、反思，不断追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以及抵押权关系的适用范围、法律效力如何。
以笔者之见，珠海政府和执法部门对于史玉柱不以“非法集资罪”论处，仅仅以行政处罚措施“手下留情”，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和划时代的善举，是成功的典型案例。这样的特殊案例，不是“完全不可复制”，而是在环境条件下对于特定的对象依然可以复制。合理合法的复制，不是促退，而是促进，是金融制度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事实证明民间借贷之债权人、债务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得以保护，明星企业和明星企业家于将功折罪中得以东山再起、死里逃生、咸鱼翻身、因祸得福，史玉柱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试想想，这个明星企业一旦脑袋被“搬家”，下一场大戏没有这个明星主角就不能演绎下去了，这样的悲剧对社会、对他人都有害无益，中国法制史上也少了一个典型案例，只有无穷无尽的悲哀叹息。
大家相信，关于史玉柱案之东山再起、死里逃生、咸鱼翻身、因祸得福之惊天奇迹，不是每一个“非法集资”案的每个人可以复制的。然而，“疑罪从无原则”和“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原则”以及“法不责众原则”、“特事特办原则”，把人们的视野转向更加开阔的自由世界，昭示着“不是每个非法集资者都要接受刑事处罚的”。大家有时候真的需要换位思考，需要冷静地理性地对待不同类型的“非法集资”案，更需要“刀下留人”，需要依法赦免明星企业家。
关于史玉柱案的网络文章数以万计，大家可以从林林总总的材料中筛选出许多研究课题。不可否认，这个并不本分的一夜暴富的亿万富豪，身上的毛病真是不少，甚至可以说有些资本的积累是带有欺诈、原罪性质的恶劣——如非法集资、卖楼花、逃避债务等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从民间借贷自由、非法集资入刑限制、明星企业保护、抵押权效力和法律公正等方面，为史玉柱案点个赞、鼓咙呼，呼吁各地法院认真遵守“疑罪从无原则”和“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原则”，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当事人能够不判刑的尽量不判刑，更不得随意动用死刑。
史玉柱案确实有值得追究的地方，然而史玉柱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超出能力范围的大额融资和卖楼花，不是以非法占有贷款人钱财为目的，而是想通过做大做强巨人企业让大家共享更大的经营成果；对于部分借贷人暂时不能还债，不等于一定不还债，到时候自己会主动地找每个债权人一一还清债务；只要还我自由，巨人集团这面明星旗帜不会倒掉，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在有生之年会对整个经济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事实证明了他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关于史玉柱案的来龙去脉本文不再多讲，请网友们重点浏览一下以下几篇文章：中华论坛2012-02-15《吴英和史玉柱的命运》，宋永健新浪博客2006-06-01《退休职工向史玉柱讨债“巨人“非法集资案未平》，360百科《史玉柱》，凤凰网2012年09月05日《史玉柱：创造的500亿的创业指南巨人三项铁律》等。
史玉柱案的豁免奇迹，巨人集团的不死奇迹，涉嫌“非法集资”而未受刑事处分，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当地政府开恩赦免。史玉柱是明星企业家，巨人集团是明星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深受当地政府青睐。当地官员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当事人特事特办，果断地开恩赦免了他们。1993年7月，“巨人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已经发展到38个，是仅次于“四通公司”的全国第二大民办高科技企业，拥有M-6405汉卡、中文笔记本电脑、手写电脑等5个拳头产品。几年来，一直是珠海市的投资大户、广告大户、纳税大户和集资大户。对于这样有名的高科技企业，当地政府对其给予了扶持政策，认为该公司的集资行为处于合理范围之内，所以没有轻易动用****工具。
扶持高科技企业，是国家的一贯制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借贷优惠、投资条件优惠和创业人员生活条件优惠等，情况越来越好。关于巨人集团集资建设珠海巨人大厦，也是“借贷优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是由正规渠道转向非正规渠道而已。
二是集资建设的工程非常特殊。史玉柱通过卖楼花等集资方式筹建的巨人大厦是珠海市标志性建筑，对于该市的形象塑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为当地政府省掉一笔巨大的开支。20世纪90年代中期，巨人大厦设计建设70层，是当时全国第一高楼，投资10余亿元，市政府无力建设这项巨大的工程。史玉柱以其独资建设这么宏伟的工程，既为这座特区城市争了光，也增加了GDP和数百上千个就业机会，所以该市政府从长计议，并没有对其作为“非法集资”对象进行严打，而是采取宽大、包容的态度让史玉柱把这座巨无霸的烂尾楼盖好。
回过头来看，九十年代中期史玉柱仅仅投资10亿元兴建70层的巨人大厦是特划算的。此时的地价、原材料、建筑材料、人工费、中介费等都是便宜的，如果是现在投资建设同等规模大厦的话，至少得投资30亿元以上才能建好。如果不是涉嫌“非法集资”被行政干预，如果能够让史玉柱放开手脚融资、建设和销售，这座大厦不会烂尾这么多年，毛利润可达10亿元。此后的20多年来，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二三十倍，福布斯、胡润富豪榜上45%的亿万富豪因房地产业而一夜暴富。由于史玉柱在房地产业上栽了跟头，使得他从此告别了这个利润最丰厚、前途最远大的暴利行业。否则，中国大陆第一号房地产大佬就是史玉柱，而不是别人了。
三是经济特区实行了特殊政策。珠海市是当年全国四大经济特区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排名第一的深圳特区，但发展后劲不及厦门特区。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是珠海市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而引进巨人公司是该市一个成功的范例。由于特区政府握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与“先斩后奏”、“斩而不奏”方面的尚方宝剑，为了不挫伤外来企业、高科技企业投资积极性，所以经济特区政府对于史玉柱案实行了特殊政策。
这种特殊政策是，以法律限制、行政处罚为主，以批评教育、思想挽救为辅，对于非法集资人免于刑事处分，让其戴罪立功，腾出时间让其对债权人、第三方担保人（反担保人）清偿债务，并把70层的烂尾楼巨人大厦建设成功。后来十几年的事实证明，这项特殊政策尽管有瘕疵，而总体上是瑕不掩瑜，同时也反映了立足于民法来解决民事纠纷效果最好，债权人、第三方担保人和债务人的权益都得到了保护，史玉柱及其巨人集团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是明星效应起到了掩护作用。史玉柱从创业伊始就不惜血本地铺天盖地地做广告，在30年里花的广告费多达十几亿元，在出事之前花费了数亿元。这些明星效应，抵销了部分的舆情愤怒，以形象之美掩盖了行为之丑，从而唤起部分人的同情心，最后化干戈为玉帛，君子一笑泯恩仇。
大家是否还记得，曾经有个风头强盛的女明星之晓庆公司偷税达667万元，这对于一般平民百姓的企业法人来说就是个死罪。然而这个女明星被关押1年就被释放了，顶罪的是她的妹夫靖军。刘晓庆说我平常演出繁忙，公司的业务全权委托妹夫打理，所以本人对于本公司偷税之事根本不知情。刘晓庆聘请的律师京城司法界刑事辩护4大律师许兰亭、钱列阳、李肖霖和张青松为刘晓庆所做的无罪辩护，则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2年6月20日，刘晓庆因其所办公司涉嫌偷税，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7月24日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刘晓庆被依法逮捕。公安、税务机关侦查及调查证实，刘晓庆作为其所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行为已涉嫌偷税犯罪。在之后一年半时间内，刘晓庆税案被炒得沸沸扬扬。许兰亭、钱列阳等人接手该案后，开始为刘晓庆做无罪辩护，4位律师认为，在本案中，“有错”和“有罪”差别很大。刘晓庆不懂得管理，公司出现偷税案，她的责任是疏于管理。对公司出现的问题，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种责任是一般责任——行政责任，而不是严格责任——刑事责任。犯罪必须有犯罪事实和犯罪故意才能被认定。（新浪影音娱乐2004年04月07日《晓庆公司偷税案一审宣判刘晓庆无罪几成定局》）
2004年4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偷税罪判处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罚金710万元，以偷税罪判处被告人(晓庆公司总经理)靖军有期徒刑三年。判决对52项公诉机关指控的偷税事实的认定情况逐一作了说明。由于证据原因，法院对此前公诉机关指控的一部分偷税事实不予支持，因而将原来指控的偷税数额848万余元减少为667万余元。
透过刘晓庆案件，不难看出几种端倪：
一是明星和明星企业确实存在名人效应。这种效应由社会感染到了法律层面就赋予了新含义，于特定情势下可以融会变通。如“罚了不打”仍然在一定的局部范围内起作用，至于“又罚又打”的对象是在证据充足的情势下进行的。
二是有前景的单位与个人于弥补法律缺失、社会义务、承担责任方面有过人之处。承办经济案件时或许有变通的方面，关键在于要看当事人将功折罪的能力。
三是地方政府的目的意义与明星的自由生活相匹配。关于税收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法院判处刘晓庆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那么，该公司所欠缴的667万余元税款和710万元罚金就无法收回了，这样不利的情势连收税的地方政府也不愿意看到。所以，竭泽而渔不如放水养鱼。
四是某些经济案件之行政处罚优于刑事处分。关于非法集资案和关于偷税案，光用死刑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好是给予肇事者以机会，让他们戴罪立功、悔过自新，而行政处罚的作用并不亚于刑事处分。
相比之下，就性质而言，非法集资罪应当轻于偷税罪。前者损害的是群众利益，而后者损害的是国家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释〔2010〕18号的量刑标准缺乏科学设计，沿用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准，今后需要改进。
B、吴英案：让集资人受到刑事处分并无罪释放的机会相当渺茫。
吴英案，亦即“吴英集资诈骗案”。是指发生在浙江省东阳市的一起轰动全国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2012年5月21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2014年7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浙江省高院公开重新审理吴英案，再改判为无期徒刑。
吴英案的特点是：密集性、连环性、突发性、张扬性、险象环生性、孤立无援性。
所有这些弱点促进了吴英卷入了“非法集资者”队伍，受到重刑处分遂成为定局，３拨律师对她进行无罪辩护也无济于事。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当地“非法集资者”众多，官方不得不出狠招进行“扫荡”，同类案件判决什么极刑，她也会被跟着受罪。所以吴英领到的第一个刑事判决书就是“死刑”。
同为非法集资案，而法律适用上有时候显示“免予刑事处分”与“严厉打击”之两极分化现象。这是相对于全国来说的，而在浙江当地则是罕见的。相当一部分“非法集资者”持续时间达十年八年，而吴英前后不到两年就被“绳之以法”，说明了吴英的运气超级差，或者很弱势则被“从重从快打击”。
吴英案是受到严打的刑事案（死刑改为缓刑和无期）。抵押权法锁关系遭到第三方介入而人为的毁损，案发10年后仍有3.8亿元（此后一说1.7亿元）的债务尾巴没有清偿。由于互联网信息的大爆炸、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育，各界人士对于此类案件有了新的价值取向与判别标准，从专家学者到社会公众和抵押权人对这个案件的判决争议的焦点很多，合法与非法、有罪与无罪、死罪与非死罪的分歧特大，关于“集资”、“诈骗”这两个关键要件的认定分歧也很大。判决结果显示，与十几年前的史玉柱案相比，赫赫然呈现两极分化现象。
史玉柱案是受到宽大处理的民事案（免予刑事处分）。抵押权法锁关系曾遭到过第三方介入而形成障碍，转机在于史玉柱获得自由后继续融资、创业、发展并东山再起，重新恢复了抵押权的活力，案发10年后还清了10亿元的全部债务，明星企业和明星企业家的光环更加熠熠生辉。尽管那个时候官方严打非法集资风头强盛，也没有互联网之类的大传播、大讨论，各界人士对于此类案件至今仍默认了官方的宽大处理决定，与十几年后的吴英案相比，无疑是最幸运、最开恩的个案。
a、密集性。是指肇事人吴英注册公司和集资上的密集性，导致顿入险境、企业崩盘和“雪球炸弹”爆炸。
吴英一口气注册十多家公司，2006年4月开始，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信义投资……本色集团，本色系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当年8月14日，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吴英的本色版图，直至当年10月10日本色控股集团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方才组建完毕。
关于自然人注册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封顶式的规定，几乎是“来者不拒”——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但是，有关部门却认为吴英“虚构投资项目”，是以合法注册企业掩盖非法集资的目的。这是“先入为主”的有罪推定，把或然发生的事情当作已然发生的事情，同时反映出私营企业疯狂扩张的变态行为。
判决书称：“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间，吴英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采取隐瞒先期资金来源真相、虚假宣传经营状况、虚构投资项目等手段，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均另案处理)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余元为的毁损，案发10年后仍有3.8亿元。”[南方周末2014-07-11《吴英减刑案宣判:死缓改判无期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认定“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余元”，吴英及其父亲坚称本色公司实有资产５亿元，完全可以清偿债务。吴英的个人资产全部被东阳警方没有扣押之后，吴英及其家人、律师等无法参与清理与处分自己的财产，这是对于财产所有权人和抵押权人、债权人不尊重的表现。毕竟这些财产不是贪污受贿所得，是从亲友处借贷得来用于投资并最终用于清偿债务的。
根据物权法、担保法的规矩，处分抵押财产得由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双方作主，拍卖、变卖、折价处理所得价款只能用于清偿债务。即使是法院判决抵押权、浮动抵押权，也要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必须由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参与处分，不能越俎代庖。问题在于，当地法院并未主持处分抵押财产和其他涉案财产，而是全由当地警方主持处分抵押财产和其他涉案财产，大家不知道其处分权是从何而来、有什么法律依据？
再者，按理说，关于处分抵押财产和其他涉案财产，应当是公安部门协助法院的，然而是法院协助公安部门；本来司法文书的效力优于行政决定的效力，然而实际操作中是行政决定的效力优于司法文书的效力。本来吴英被没收的个人财产是属于出借人、债权人、抵押权人的财产和“准财产”，没收来没收去，所没收的并不见得是吴英的个人财产，实际上没收的是出借人、债权人、抵押权人的财产和“准财产”。
对于本月23日的吴英资产公开拍卖计划，吴英父亲称，官方从未告知吴英有多少资产将被处置、待处置资产总评估价格是多少，也没有出具评估报告和清单，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匆匆拍卖涉案房产，有猫腻。（凤凰资讯2014年07月12日《吴英父亲不满资产处理称拍卖有猫腻》）
据人民网报道，终审判决书中认定，吴英被扣押的财产价值1.7亿元。但吴英一方认为该鉴定结论明显偏低，漏计很多资产。据央广网报道，淘宝网司法拍卖频道近日已挂出6处吴英涉案房产，东阳市人民法院在拍卖公告中强调，本次拍卖的主体是东阳市公安局，法院只是受他们委托提供拍卖平台而已。这六处房产均为商业住宅，拍卖价格均为7千到8千元每平方米，而这个地区的同类型住宅均价是一万元每平方米，另外本色集团旗下的另一些珠宝商铺目前还没有被提请公开拍卖。
b、连环性。亦称间接性、层次性。是指吴英集资并非亲力亲为，只是通过亲戚托亲戚、朋友托朋友等“拉人头”办法来连环性集资，林卫平一人就向吴英放贷4.7亿元。通过亲戚托亲戚的办法集资，如果拿法释〔2015〕18号的规定来对照，此类融资行为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属于“合法融资”范围。而朋友托朋友等“拉人头”办法来连环性集资，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仍然属于“合法融资”范围。
吴英集资的方法与众不同，她不是专门聘请业务员来拉集资，而是通过亲戚、朋友之间串联的帮助来进行集资，中介人从中拿提成则类似于业务员的工资。某些债权人同时也是集资人，后来同样受到刑事处分。其中林卫平的链条是借贷人数最多的，有71人和1个单位。林于2007年2月9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6日被依法逮捕。东阳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吴英案的林卫平等7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7人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处罚，刑期从18个月至6年不等。其中林卫平向71人和1个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515万元，除吴英外在义乌还有其他上线，借贷总额甚至超过吴英，然而只获刑6年。
对照司法解释的确定，行为人向亲友们借钱从事经营活动，不属于“非法集资”对象，适用于民法调整经济纠纷。但是当地法院并没有采信这一证据与观点，对于吴英的有罪判决明显重于同类性质案件的林卫平案。
根据一审判决书陈述，2005年下半年至2007年1月，林卫平未经依法批准，采取书面或口头承诺还本付息的方法，以借款、投资或资金周转等名义，向吴延飞、浙江一统实业有限公司等71人、1个单位非法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86，515万元。案发前，已归还本金41，188万余元，支付利息6，996万余元。而林卫平吸存的资金并非完全借给吴英，同时还高息向陈镇等人放贷。
c、突发性，亦称短促性。是指吴英集资案时间不长而事发突然，她向警方报了被绑架案，警方通过绑架人得知吴英“非法集资性质严重”，后来演变为刑事公诉案。
吴英从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共计集资时间不到两年，但涉及金额高达人民币7.7亿余元，至案发时止尚有3.8亿余元没有还清。吴英铺的摊子很大，投资面很广，融资额度巨大，还款利息倚高，资金链条濒临断裂，必须以高息融资“拆东墙补西墙”。2007年2月7日晚10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在北京筹措资金的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0日下午，本色集团亦被查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吴英案的《判决书》认定，早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息，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处集资1400余万元。这些人大多系吴英在宁波慈溪认识的朋友，或此后经人介绍1979年出生的义乌人****，然后通过****认识了杨卫江，并借到了首批资金600万元。2008年4月16日庭审时，吴英承认，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从高息集资这个角度来看，吴英案确认存在“集资诈骗”的构成要件，警方突然拘留吴英完全是合法、正当、必要的和及时的。本色集团任何一项投资都难以达到100%的利润，要达到400%以上的利润更是异想天开。如果警方不断然采取措施，那么吴英肯定会骗到很多人很多钱、更多人更多钱。同时也说明了这个年纪28岁、仅有小学文化、缺乏法律观念和管理经验而异想天开的奇的女子，事发突然是偶然性，而受到法律制裁是必然性。
从整个事件来看，吴英只是在融资初期承诺利率过高的情况，而且是时间很短，集资额度只是占总计人民币7.7亿余元的一小部分。事实证明她的借贷本息大部分已经归还，尚有“价值5亿元”的不动产和动产于处分后，完全可以清偿余下的3.8亿元的债务。但法院并没有对于吴英的说明和诉求未予理会，一直以“先入为主”的办法进行有罪推定和重罪宣判。
d、张扬性，亦称铺张性、飞扬性、桀骜不驯性。是指吴英个性夸张，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根本是盲人瞎马，根本是在刀尖上舔血，以饮鸩止渴的方式疯狂地进行非法集资，死到临头也不醒悟。
吴英为了撑门面，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大肆集资，至于回报率多高、是否能够还清债务则根本不理会。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媒体进行自我包装，到处吹嘘“本色飞腾的神话”，在负债累累的情势下到处搞“慈善捐款”，还利用金钱美色等把多名地方官员拉下水。
吴英入狱后和上诉时向有关部门供出10名官员向该公司索贿的事实，其中有3名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官方并没有认定吴英这样的举报“有立功表现”，也没有作为减刑的依据。
农民家庭背景的养成。吴英1981年5月20日出生，生长在浙江省东阳市一个农民家庭。据说在她只有十多岁的时候，有人欠了她父亲近百万元工程款，打起了官司。吴英因此早早地领略到了社会上的人情世故，磨练了争强好胜的本性。没读完技校，吴英就辍学去姑姑的美容院学美容技术，后结识了丈夫周红波，一起开了家女子美容院（一生美美容美体沙龙）做起了生意。之后因发展需要在西街开设了贵族美容美体中心，当时几年“羊胎素”项目帮她挣到了不少钱。紧接着，她又开出了东阳最大的足浴店千足堂。“嗅”到了汽车租赁业商机，她就利用原先积累的资本一口气买下了十多辆车。“韩流”袭来，她又开出了韩品服饰店。此后，她又接收了喜来登娱乐城，成了娱乐城的老板娘。
死爱面子活受罪。吴英与杨卫陵等人合伙炒期货，但却不要杨卫陵等人承担风险，而是给予固定的回报。杨卫陵等人投入3300万元，吴英在炒期货实际亏损了近5000万元的情况下，隐瞒其已巨额亏损的事实，宣称有盈利，向杨卫陵等人支付了1400万元的所谓利润。又如购家纺赠送同等价值的家电等。
天价借贷也敢做。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这是找死的节奏，明知是饮鸩止渴也敢闯。
e、险象环生性，是指吴英根本没有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干实业搞融资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结果是“成也集资，败也集资”。
吴英依赖集资尝到了甜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吴英炒期货实际亏损了近5000万元的情况下，应当树立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慎重投资、融资和分配、消费是必然要求，该开源的得开源，该节流的得节流，该收手的得收手，该避险的得避险。尊重事实，尊重规律，等于是尊重自己。一个年轻人在短期内能够做好一个企业就不错了，一下子做好十几个企业就几乎不可能了。借贷利息能够还清24%就不错了，要还清100%甚至于400%简直是天方夜谭。死爱面子当然活受罪，侥幸的心里当然不能根治狂妄的心病。
吴英性格上的狂放不羁，注定了她会到处下险棋、走险路。不畏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的人，一定得遭遇经济风险、自由风险、幸福风险甚至于生命风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英到处并且时刻想吃这样的午餐。一个没有背景的农家子弟想一夜之间登上贵族的宝座，等于是在钢丝上跳舞。吴英不是史玉柱，吴英案不是史玉柱案，史玉柱可以化险为夷，吴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吴英的每一次借贷过程充满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一着更比一着险，众多的危险累积在一起犹如一个大火药桶，一遇到火星便即刻引爆燃烧；犹如一个定时炸弹，一到点便自动引爆。
吴英被绑架事件的突然发作，标志着民间借贷的矛盾开始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必然引爆一系列窝案。她“蚀财免灾”逃过了一劫，暂时保住了性命。然而接踵而来的是第二劫，从死刑到死缓再到无期徒刑，虽然保住了性命，每一个环节却总是险象环生。
f、孤立无援性，亦称软弱无助性。是指吴英出身卑微，没有显赫的家世与可靠的政治靠山，也没有浙江商会、行会、帮会的支持，完全依靠柔弱的身驱自力更生来融资创业，于发生争议时只能依靠自力救济，根本无法如史玉柱那样获得地方政府的开恩和司法上的赦免，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则束手无策、回天无力。
吴英正式集资的时间不到两年很快就被严打，多数人集资的时间远远超过两年并没有受到严打。浙江省和东阳市有的人集资额度多于吴英的集资额度，吴英以“集资诈骗罪”论处，被判处的刑罚很重；集资额度多于吴英的非法集资者，仅仅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被判处的刑罚很轻。尽管多个律师屡次作出了“无罪”辩护，尽管法官队伍中有同情吴英一方的，到头来都感觉太无助、太无助了。
吴英案发之后，社会上普遍产生了两大反响，疑窦重重，主要有两大诘问。
第一，为什么吴英被判处死刑之后没有执行并发生两次改判事件？
说起来，这首先得归功于一些著名学者的强烈呼吁，其次靠吴英几拨律师坚持不懈的辩护以及她本人声嘶力竭的申诉。
最起作用的是全国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他于2012年1月15日致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的辩护词，声情并茂地陈情：“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张思之的新浪博客2012－02－01〈就吴英集资诈骗案函致最高〉]
在多方斡旋之下终于初见成效，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改判吴英死缓，2014年7月11日浙江省高院改判吴英无期徒刑。张思之是全国最资深的律师之一，曾经代理全国最有影响的刑事辩护案10多个。1980年被指定为江青辩护律师；其带领的“两案辩护组”为******、李作鹏、吴法宪等5人免去了13件罪行；2005年“聂树斌冤杀案”立了奇功。有关事迹详见360百科《张思之》。
2008年12月2日晚间，德国绿党的伯尔基金会在柏林举行仪式，将两年一度的佩特拉-凯利奖颁发给81岁高龄的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德国司法部女部长齐布里斯在颁奖仪式上致词。伯尔基金会的这次颁奖，使得这位中国第一代法律专业人士的优秀代表首次走入国际视野。
张思之是中国顶尖的律师，从他的那封信函中可以看出非同凡响之处。他不直接援引法律条文，而是单刀直入地直陈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金融制度改革的大趋势和实行少杀、慎杀的必要性。他不直接作无罪辩护，而是集中在解决“死刑执行”问题，是一种避重就轻、避难就易和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作进一步的动作。
吴英案之后，全国就进入一个转折点。关于“非法集资”案的死刑立即大幅度减少，或许会看到类似于“史玉柱式”的“东山再起传奇”、“咸鱼翻身传奇”。
第二，为什么吴英案轻于史玉柱案却始终没有“回归”到民事性质的案件上来？
对比吴英案与史玉柱案，两个案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都是可以民事案件来进行淡化处理的。然而，命运对于年轻的吴英是很不公平的，她的无罪上诉和她聘请三任律师进行的无罪辩护，全都无济于事，目前仍然顶着的是“无期徒刑”，属于非常重的徒刑。
目前，全社会特别同情或者特别关心吴英的社会人士主要有这几类：
一是法律界的开明人士。如张思之这一类的著名法理学家、律师以及相当一部分法官。他们从法律的人民性、公平性、前瞻性和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角度，以其真知灼见论证了对于年轻企业家吴英的可悲与可赦之处，呼吁司法机构认真遵守“疑罪从无”推定原则。有的提出免于极刑或者重刑，有的提出免予刑事处罚。
二是某些倡导金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家。这一类经济学家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家”，在每一次经济改革中打头阵，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是各级政府的智囊团成员或者上市公司的独董。某种意义上说，于特定场合下，这些人比某些法学家还吃香，许多改革型经济法是在主流经济学家的策划下完成的。当吴英案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主流经济学家”立即开会商量对策，纷纷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章，为吴英鸣不平，为金融制度改革鼓咙呼。
三是“非法集资”的关系人。所有的出借人、债权人、抵押权人从心里恨吴英不及时还本付息，但又不情愿她死。一旦她死去了，大家都找不到债务人的主体，很有可能失去了被告，于清偿债务、实现抵押权时就完全没有希望了。这一类关系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的认为把吴英放出来后，还可以再集资、再经营、再还款，所以巴不得早些释放她，以便于“合作”；有的觉得放她出来会误大事，一旦吴英躲债逃跑了，今后讨债就无门了。
既然有那么多的热心人士为吴英鸣不平，那为什么吴英案轻于史玉柱案却始终没有“回归”到民事性质的案件上来？
这主要是地方执法大环境决定的。吴英案的发生背景，是全国范围内的民间借贷难题。30多年来，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渐成时尚，如同高速行驶中的列车一直奔向前。有罪重判和判处死刑的是常态。
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法学专家认为，在《刑法》中，当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时候，一般应该给予被告减轻或者从轻处理。在吴英案中，11名借钱给吴英的被害人实际上职业高利贷放贷者，案发后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司法机关判刑，其中仅林卫平一人，就先后借给吴英4.7亿元。
“吴英案中，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与其他诈骗案的对象可能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不同，吴英案中的被害人员很多是公务人员或者是长期从事民间融资的准专业人士，这些被害人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但仍在求高回报的投机心理下参与集资，他们的过错性得到极大强化。”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高艳东说，“这个案件确实是非理性的经营者和不理智的投资者促成的，但是在这两种不理智之间，刑法应当保持最大的理性和冷静，在选择极刑的时候应当慎之又慎，考虑到吴英的道德谴责性，又考虑到被害人的过错性，更考虑到被害人本身的投机性。”
以上文章引自新浪新闻中心2012年02月06日《浙江吴英集资案社会舆论与法律裁定背离引关注》。
C、吴英案与史玉柱案侧面分析
那么，既然全社会特别同情或者特别关心吴英的社会人士有这么多，为什么吴英案轻于史玉柱案却始终没有“回归”到民事性质的案件上来？
个中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一些因素促成的。
对比这两个案件，吴英没有涉及到卖楼花，集资数额相对小一些，时间相对短促一些，无论从性质上、数量上均不及史玉柱。
第一，是由大运动式的法治大环境酿成的。
众所周知，所谓“非法集资案”，这在计划经济时期不会有，在成熟市场经济时期也不会有，只有在特色改开搞时期才会有。民间草根中小微型企业贷款难、融资难、借钱难和自力更生发展难，就得向社会上不确定对象借贷度日。其中有一些能够还清债务才没有受到法律惩罚，有一些不能如期还债就被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运动，是从上至下运动式展开的。因为民间借贷的企业数和人数日益增多，金额日益增大，范围日益扩大，对于金融行业冲击日益增强，行业纠纷、融资纠纷、债务纠纷遂日益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难点问题，引起了官方的恐慌不安，于是开展一波波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撒网式的严打运动。
史玉柱案和吴英案都是在大运动式背景条件下发现的，是成千上万个“非法集资”案件中相当突出的案件。
对于史玉柱案，官方并没有否认其“非法集资”的劣迹，只是该案发生在经济特区并实行了特殊政策暂时放他一马而已。倘若史玉柱重犯之前的错误，法律也不会对他再容情、再开恩了。
对于吴英案，官方一律确定为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运动的对象，死死抓紧不放松。对于那些索贿的贪官来说，巴不得她早些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便于“灭口”后洗白其脏款脏物。对于那些急于立功受奖的官员来说，积极办理吴英案便可大功告成，但是一旦被推定为民事纠纷案件就无功可立了。况且吴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农家小女子，分分钟可以搞掂，拿她开刀最合适不可。
在东阳那个充满诱惑的地方，有的人既非法集资、又放高利贷、又向吴英索取100%的利息，又绑架吴英作人质，也是严打运动的对象，而且非法集资的数额远远比吴英的大，但是仅仅被判处几年的刑罚。如果说当地的法治环境被污染，很多人不相信，而事实却胜于雄辩。
第二，官方对于非法集资案件的过度解读。
众所周知，从民间借贷自由的本原上说，不是所有的非法集资案件都构成犯罪要件。现实情势下，死刑多、无期多、判刑多和开恩少、赦免少、自由少，是对于金融制度改革的误读，是对于非法集资案件的过度解读。
在民间借贷异常活跃的江浙地区，肯定存在大量的非法集资案件。至于哪些是真诈骗、哪些是假诈骗案件，各占比例是多少等，官方没有耐心进行解析，反正30多年来一直是这么搞的。当社会舆论如潮水一般涌来的时候，官方放言“我们不受社会舆论的影响”，似乎这是“独立办案”的正确举措，各界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有识之士的诤言根本置若罔闻。
在一些官方媒体中，常常开足宣传机器宣扬非法集资的“严重危害性”，摆出众债权人“上当受骗”的诸多事迹，让大家相信必须搞反集资、反诈骗运动完全是无懈可击的，让大家相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乎，社会上许多人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迎合了某些人“仇富”的心理，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运动有声有色地顺利开展。据说地方官员几十人联名上书北京，要求判处她死刑立即执行。等到吴英案改判之后，他们又否认有这回事。
我们应当相信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是真心实意搞实业和报效社会的，他们以高息为条件吸资以及“拆东补西”等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其还本付息肯定有一个过程，暂时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必然要经过再借贷融资来解决。一般而言，民间借贷经历个三年五载是正常的，而吴英的集资实际才刚刚开始两年不到。就在吴英事业即将大展宏图时期，突然被官方禁止融资，并且定性为“集资诈骗”，纯粹是对于非法集资案件的过度解读。
吴英案刚刚开始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时候，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性的，一般是判处十年以下就算了结的。中院见到这样就不同意了，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揽过来判处吴英死刑。后来重审、再审，变更死缓又变更无期徒刑，足以证明这是对于吴英案的过度解读。
对比之下，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解析，吴英案明显轻于史玉柱案。这也充分证明了官方对于吴英非法集资案件的过度解读。申言之，目前尽管改判吴英为无期徒刑，只是减缓了“过度解读”，并没有消除“过度解读”。
对照金融制度改革的迫切要求，对照一些法理学家、经济学家的见解，再联系“疑罪从无规则”和“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规则”，再次证明了吴英案被“继续过度解读”。
吴英及其父亲吴永正多次声明，本色集团欠债3.8亿元，而实有资产5亿元，偿还债务绰绰有余。如果不是官方限制其自由，吴英早已还清全部债务，也不至于让全体债权人那样恼火的等待这么多年。那些原以为通过官方主持清偿债务，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不然。自从2007年2月13日吴英被刑拘时起，整整9年过去了，清偿债务的问题仍然遥遥无期。由于行政干预起牵制作用，原扣押、没收的财产并没有完全拍卖或者变卖、折价处理，而原借贷合同、抵押合同几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什么利息、逾期利息、赔偿金之类的核心条款往往成为空文。
由此可见，所谓“过度解读”，由官方感染到了民间。那些出借人、债权人、抵押权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过分依赖官方“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运动”，错误地认为只要官方一出面就可以安全地拿回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达到算准最大化的水准。事实上，与多快好省相对的，就是少慢差费。
关于吴英案，除了刑事公诉案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之外，还有行政诉讼案、民事诉讼案，形成了一组案件。因为案件很棘手，光是刑事公诉案一折腾就是好几年，至今仍然是“似了未了”。一般的自由公民启动“民告官”程序并胜诉是非常艰难的，作为“罪犯”启动“民告官”程序并胜诉更是比登天还难。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运动”会占用许多法律资源和人力物力资源，这样维权的成本会年复一年的扩大。产生焦虑情绪的不只是债务人，还有大量的债权人和连带债权人。
第三，民间借贷者是否明星级和受地方政府青睐的区别很大。
本色集团不是巨人集团那样的明星企业，吴英不是史玉柱那样的明星企业家。因故同是“非法集资”案件，竟然发生了天壤之别。
某些明星企业和明星企业家基于人脉资源形成了“蝴蝶效应”，一朵鲜花引得一众蝴蝶来，而蝴蝶是美丽的护花天使。一个是投怀送抱，一个是采花传粉，两者的交易是双赢的。
俗谚云“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星企业和明星企业家树大根深，抗御风险和起死回生能力较强，至于资金周转困难是暂时的，一旦通过再融资的方式度过困难期，清偿债务是完全容易的。
关于本色集团和债务人吴英，只是具备了“明星级”的雏形，根基并没有巨人集团和史玉柱那么深厚。前者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破裂了，遂很快成为被严打的对象；后者自始至终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良好，遂一直成为谅解和保护的对象。
地方是否真心支持明星企业和明星企业家，也是个大问题。有的官员亲身参加企业的奠基、剪彩和各种大会，口若悬河地大讲“坚决支持”、“全力以赴地大力支持”，当个人捞钱的目的没有达到时就背后使绊子甚至捅刀子。很多负责人在“发展民营经济”和“严厉打击非法集资”两极方面左右摇摆，一会儿唱白脸，一会儿唱红脸，都是“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有的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出现了财政危机，通过严打来“借点钱用用”，就是“通吃”的劲头，管你是什么明星企业和明星企业家。
第四，诸多不确定与难确定因素导致案件两极分化。
全国如潮水般的“非法集资”案件，林林总总起来类型很多，很多时候真的是真假难辨。所以各地有不少老专家、老干部、老职工痴迷其中，以至于上当受骗之后悔之晚矣。不过，忙乱之中，这里面肯定会发生错案，或者轻罪重判、无罪也判现象也是有的。
关于“非法集资”的司法解，仍然是个抽象概念，缘于不确定与难确定因素很多。以吴英案为例，警方搜集到证据之后，要准确地推定她是否“非法集资”、是否诈骗、是否主观恶意占有他人财产等，主观判断容易，客观判断困难。发生借贷纠纷、债务纠纷之后，到底是强制性的公诉法好，还是温柔性的民诉法好，执法部门与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不能调和。在“非法集资”案件频发的当下，警方出手重些是情有可原的。
严格地说，对于各种“非法集资”案件的研究判别，必须建立在科学性、标准化、精细化基础之上的。有鉴于此，不能因为不确定与难确定因素很多就干脆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能把似是而非的判断强加于嫌疑人。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某些过火的“严打运动”，至今让人心有余悸。如一些小商贩贩卖一些小商品卖钱，以投机倒把罪名判处死刑的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小伙子在天安门广场上抢劫一顶军帽，也被判处死刑。同样性质的案件，在严打期和非严打期也不一样。
“非法集资”的数额确定之后，只是初步完成了定量分析，而定性分析是要下苦功夫的。其实，当下“非法集资”的数额，也是30多年前的老黄历，过去的“万元户”很稀奇，现在每人每月收入几千元、上万元的多了去了。如“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被认为触犯了刑律。如果再仔细想一想，20万元大概顶多能开一间士多店。100万元大概顶多能购买一部低档的小型机器，连厂房租金都不够交。
殊不知，经济法是为经济社会设计的，而其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却在激化矛盾，那么这样的设计肯定是出了问题的。回顾张思之等著名律师、专家学者那么关注经济社会与金融制度改革的矛盾问题，说明了要改革，首先得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最后，有一句话不得不说。某些掌握生杀宰予大权的机构，是最容易发生腐败案件的，“黑吃黑”甚至“黑吃白”屡见不鲜，甚至于最高院也出现了两个大坏蛋。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对于防止集资诈骗起到了震慑作用；用得不好，滥杀无辜，广大债权人、抵押权人从此讨债无门，养命钱、棺材本从此血本无归！
注意！不要老以为每个执法部门真的是为广大债权人、抵押权人作主，有的人向他们举报多年也没有讨回一分钱的本钱，更别谈讨回利息、逾期利息和赔偿金了！
相关法律：
《物权法》担保物权编，《担保法》相关内容，《担保法司法解释》相关条文。
相关词汇：
《当代物权法百科全书小辞典》957-2-1——957-2-27
〖本文要点〗
吴英案和史玉柱案已经过去多年，仍然如幽灵一般的萦绕在亿万公民的心中，许许多多的疑团至今无法冰释。从法理学家到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金融制度改革与民间借贷的出路。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展开论述，各位朋友可结合其他章节仔细琢磨。
史玉柱案的样本意义在于，跟史玉柱案相同或者类似法定要件、事实要件的“非法集资”嫌疑人应当依法免予刑事处分，已经被判刑的应当赦免、平反并无罪释放，至于国家赔偿问题则另作考量。行政干预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不是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也不是为执法而执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个大原则、大前提，凡是符合宪法规定、物权法规矩的，各级政府应当义无反顾地予以支持。
吴英案的样本意义在于，对于“非法集资”的罪与非罪、罪大罪小的推定一定要精准得当，“集资诈骗”应采事件前后左右的全证，关于孤证、证据前置均不足为定罪的完全证据。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有许多明白人，法院博采众议益处多多，从死刑到死缓再到无期徒刑之两次改判过程，标志着法治上的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已经完全了结，继续改判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从吴英案中得到启迪，今后的死刑案将会罕见，无期徒刑案也会逐渐减少，赦免案会大量增加，法治的规范化、精准化、人性化精神将会得以彰显，民间借贷的自由空间相对扩大。
譬如，全国规模最大、涉案金额最高、受害群众最多的金融犯罪案——“广东邦家公司”案，广东省高院对主犯王民权、张岩作出终审判决。王民权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40万元；张岩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0万元。这起涉及全国十六个省、六十余个地市，涉案集资金额高达99.5亿多元，受害人数多达23万余人的集资诈骗大案，暂告段落。
字数：1993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