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昌顺江而下的两条船中，“威廉麦特”号上，装的是人，“玛格丽特”号上，装的是马。
这一支人马，是关卓凡在热河步军马队的老底子。因为要出京作战，所以他又特别做了精选，从原来的五百多人当中，挑出来四百人。而马队中的军官，因为在政变中立的功劳，大都已经升了官，特别是丁世杰、张勇和伊克桑几个，他不好意思硬调，要先问问他们自己的想法。
“要官还是要钱？”他问张勇。
“要钱！”张勇毫不犹豫地说。
要钱跟我走，我带你去上海，那里遍地都是黄金。
“要官还是要钱？”他问伊克桑。
“要……要官。”伊克桑忸怩了一会，才红着脸说。
要官跟我走，我带你去上海，那里升官如拾草芥。
“要官还是要钱？”他最后去问丁世杰。
“只要跟着老总，天涯海角我都去。”丁世杰一脸郑重地回答道。
唔，我看好你……
京营的武官外放，循例官升一级，于是丁世杰和张勇，成了四品的都司，伊克桑则成了五品的守备。
意外的是，消息传开，步军衙门和京城各营之中，居然有不少人或者托了人情，或者干脆直接上门，请求调入这一支行将出京吃苦的部队——跟着城南关三，只要肯拼命，就能升官发财，现有热河的例子在那里摆着！因此一些自负勇武而又不怕吃苦的人，便不约而同地想抓住这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既然恭王准他调兵调将，关卓凡也不客气，委托丁世杰主持，从这些人里挑出二百人。条件有三个：一是不要习气重的人，二是要年轻肯学，三是多挑汉人。
只有一个人是他亲自定的，来自于许庚身的推荐。
“逸轩，我替你荐一个人。”
“是，请许兄吩咐下来。”
许庚身是老朋友了，他的面子当然要买。热河回来以后，许庚身以曹毓英副手的身份，同样凭借政变之中的功劳升了官，调到了吏部。这次关卓凡在吏部替利宾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就是许庚身的经手。
“这个人姓丁，叫丁先达，二十五岁，是安徽庐江人。小的时候，就在长江边摇渡船，长毛打下庐江，被裹胁着入了长毛的水师，当了个哨官。等到曾九帅打庐江的时候，他带了三条船，一百几十个人，反正投效，很是立了些功劳。不过到底是长毛投靠过来的人，曾九帅也不大信得过他，这一年多闲在京里做个安徽的提塘官。他的一个娘舅，是我的小同乡，求我帮忙，想让他跟你出京效力。”
丁先达……关卓凡总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似乎在哪里听过。然而仔细去想，却又飘飘忽忽地抓不住。
许庚身见他发愣，还以为他听说丁先达做过长毛，不大愿意要，因此多加一句：“逸轩，我看人从不走眼。这个人我当面相过，绝对是一把好手，帮得上你的忙！”
“既然是许兄说好，那一定是好的。”关卓凡见他误会，连忙笑着说道，“何况许兄的吩咐，小弟岂有不遵的道理。”
于是，南下的部队中，又多了一位五品守备，丁先达。
等到兵将都挑选好，六天的整训完毕，报上去的名单，一共是六百二十七人。恭亲王在军机处看到了人数，有些担心，皱着眉头说：“毕竟是要跟长毛开仗，虽说兵贵精不贵多，可这人数也太单薄了，让他调兵调将，怎么才弄了这一点儿人，连千数都没有凑够？”
“王爷，有些话，关逸轩也不好直说。”曹毓英替他解释道，“京中旗营的情形，王爷您是知道的，若是带去了不能打，反而累赘。这一回他挑的人，倒是汉军旗和汉人多些，他说了，等到了上海，还要再募新勇。”
“哦，那也罢了。”恭王将名单又扫了一遍，对曹毓英说：“琢如，还是借你的大笔，这就拟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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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支兵，虽然算做旗营，但为了关卓凡将来募勇的方便，因此是按照绿营的建制，全称叫做“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协下外标马队”。这个名称佶屈拗口，没什么人记得住。其时的官场和民间，习惯于从各支军队主官的名或字里面，取一个字，作为军队的番号，称呼起来既爽利又好记，比如曾国藩手下大将鲍超的兵，被称为“霆军”，取自他的字“鲍春霆”；刘坤一的兵，则直接称为“坤军”。仿照这个例子，这支马队在私下里便被称为关逸轩的“轩军”，关卓凡人还没离开京城，这个称呼便已渐渐流传开了。
这一道谕旨，很难写，难在四个地方：主官是谁，归哪里节制，粮饷由谁支应，募勇的额度是多少。不过这些难不倒曹毓英的一支笔，他把跟文祥宝鋆商量的结果，稍加润色，便文不加点的一气呵成。
这支军队名义上的主官，不能是关卓凡——岂有一个七品知县做军队主官的道理？于是，在明发的圣旨里面，官阶最高的四品都司丁世杰成为这支“轩军”的统带，副手是同为四品的张勇。
归哪里节制，却没有点明，只是含糊地写明了轩军的驻地，是“驻扎松江府”，粮草亦由松江府负责支应，而军饷却是“自江海关关银中指拨”。所谓江海关，也就是上海海关，以关银来供应轩军的军饷，是牢不可拔的饷源，绝不会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烦恼，这是其他军队不曾有过的优遇，不免令人艳羡。
至于募勇，谕旨上写的是“惟视战事所需，酌情招募”，连额度都不要了，赤裸裸地说：你尽管招人，多多益善。
通篇谕旨，未写明的地方甚多，然而妙就妙在大大小小的官员看了，人人却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关卓凡看了之后，也不免感叹我大中华的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官场中的潜规则，更是无须赘言。
而这一切的背后，又反映出了朝廷的一种态度：不管是两宫太后，还是恭亲王，抑或是军机大臣和朝中的亲贵，都认为轩军所代表的，乃是京营的名声和朝廷的脸面，将来在上海可能发生的战事中，只许胜，不许败。
尘埃落定，便要准备开拔了，按照原本的议定，应该先到天津的大沽口，再坐洋船到上海。偏偏这个时候，河南巡抚李鹤年被假军情所误导，急报境内发现数百骑捻匪的前锋，向直隶窜扰。军机处没有办法，只得顺手更改了轩军的路线，往河南迎头压下去，预备跟李鹤年的豫军一起合力击溃了捻匪之后，直接从武昌坐江轮到上海。
到了河南，结果发现所谓的匪情，乃是误报。所以张勇直到上了船，在甲板上仍然对李鹤年表示不满，认为不仅耽误了时间，还耽误了他坐海船的机会。
对李鹤年不满的，远不止张勇一个人——上海的官员和士绅，私下里对李鹤年破口大骂的，尽有人在。原拟在大沽口接兵的洋船，是上海方面所雇，损失了一笔上万银子的定金也就罢了，难过的是白白耽误了时间！
好在耽误的时间亦不算太多，等轩军急行到了武昌，消息传到上海，惶惶的人心终于初定：有两艘洋船接运，顺江直放，只要途中不遇到阻隔，轩军到达上海，是指日间的事了。
对于朝廷派出轩军来防卫上海，上海的士绅有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心，原因全在于“城南关三的马队”这七个字，以祺祥政变中的表现，在坊间被愈传愈神，层层夸大，干脆到了以一敌百、神乎其神的地步，被视为天下一等一的劲旅，拱卫禁苑的头号部队。因此这一笔从武昌到上海的巨额船费，全由上海的士绅报效，并不要官府出一两银子。就连承运的美国旗昌公司，也表示了要“出一分力”的意思，将运价做了两成半的折扣。
长江水道，并不能通行无碍。事实上，湘军和太平军的水军，仍有激烈的争夺，两岸的关卡犬牙交错。这种时候，仍然敢于冒险在江面上航行的客船，只有旗昌公司这两条火轮，而能不能顺利到达上海，又全靠船上这两面美国国旗撑腰。
开辟了这条“申汉线”的美国船东，叫做金能亨，这个俗气无比的名字，是他亲自替自己取的。名字俗气，人却不俗，很稳重，也很能干。此刻他也在船上押船，正在琢磨着，自己该如何与这位新任的上海知县，第一个拉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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