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议的结果，枢密院收回成命，山遇惟亮一族均州安置，事情暂告一段落。而由山遇惟亮的口中，知道元昊已经决意反宋，并曾经在贺兰山召集党项诸酋集会，要从德靖、赤城、塞门三道入寇鄜延路。不过将要发兵时，又因为大号未建，不能凝聚人心，军事行动临时中止了。此事报到枢密院，却再无讯息。
至此时，党项的反叛已经板上钉钉，只是不知道具体时间而已。但枢密院依然未做出针对性的布署，只是一直拖下去，也不知道打得什么主意。
徐平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曾经分析过，或许枢密院是认为，元昊反心确实是有，而且相当坚定，不过党项现在也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枢密院倾向认为，在党项的军事布置完成之前，应该不会冒然造反。而党项一旦开始军事布署，枢密院再进行针对性的安排，还是来得及的。做出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选择，应该还是寄希望于现实条件让元昊想反又反不了，现在这种别扭的局面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对枢密院不再报以希望，徐平开始专心利用三司的职权为西北战事做准备。内地的粮草物资开始向洛阳、襄阳和兴元府集中，并在这三个地方大建仓库，一旦的需要，准备好的物资可以沿着规定划好的道路运往战区。即使老天爷跟自己开玩笑，党项赵元昊真地不反了，物资存于这些交通方便的地方，也能够快速地支援周围郡县，以备天灾。
因为去年腊月河东路大地震，灾情严重，除了为西北战事做准备，正月二月徐平都忙着向河东路调运救灾物资。年前王尧臣奉旨往河东路体量安抚，不管于公于私，徐平都要保证救灾物资的充足，而且这也是向前线调运物资的演练。因为受灾最重的是并、忻、代三州，正是河东路面对契丹的前线地区。
入河东物资一路从西京洛阳出发，陆路运到绛州、晋州，而后逆汾河而上，另一路从开封府出发，取道白马，到磁州之后沿漳河及其支流而上。两个月时间，利用这两条道路徐平一共向河东路运送粮米三十万石，保证了河东路受灾地区钱粮不缺。
宋朝的荒政是中国古代朝代中最完善的，每有灾情发生，各种救灾制度完备，既有州县的自救，也有转运使在本路的物资调拨，灾情稍大时还有临时指派的安抚使全国范围内的统筹。但像河东路这次，大灾发生之后不久，大量粮食就被运了进来，保证了物价平稳和社会安定，没有人户因饥饿而逃离，却是以前所没有见过的。
二月底，王尧臣回京述职，称赞了三司物资调运得力，保证了救灾的顺利进行。徐平因此升官，由右谏大夫升任给事中，大两省官做到了顶，下一步就是六部长贰。唐制给事中隶门下省，与隶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并称给、舍，同是正五品上。若以本官论，宋朝官员的品级都不高，五品已经是高官。不过很多高级官员都带职，像徐平是枢密直学士，那就是正三品了。如果把职换掉，只留下本官，那这些中高级文官会非常尴尬。历史上便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以职换武，西北边帅的品级普遍低于手下的武将，引起混乱。
在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觉就到了三月，又是春暖花开的时节。
以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的梅询，因为虞部员外郎潘若冲求人希望任白波发判官，梅询恼怒他求别人不求自己，起了冲突，最终潘若冲没有如愿，梅询也出知外州。夏竦由此卸任翰林学士，以龙图阁学士知审官院。知制诰丁度和宋庠一起入为翰林学士，而王尧臣因为安抚河东之功，得到赵祯赏识，由知谏院升任知制诰，为两制词臣，成为天圣五年进士里继徐平之后第二个高官。不久，聂冠卿以兵部郎中知制诰。
同是在三月，赵祯手诏命因为范仲淹被贬事涉朋党受到牵连的几人，欧阳修、尹洙等都移到近便州军任职。欧阳修移知光化县，范仲淹也由处州移知润州。
不过此时的朝政已经不是他们被贬出京城时的候样子了，吕夷简的势力基本已经被扫清，三司的新政深入人心，已经不可动摇。李觏在国子监经过大量努力，新的思想体系已经开始成形，慢慢扩大在士子中的影响力。今年知贡举的丁度，便就领会赵祯的意图，在试题中加入了钱粮为纲的内容，以为天下谋公利为大义。
此次殿试并不顺利，省试刚过，便就有开封府进士陈博古等人嘲讽省试不公。说此次枢密副使韩亿三子和薛奎等人赏识的范镇等人，省试高第，范镇更是为省元。赵祯从皇城司那里得到消息，秘令包括陈博古在内的这几个人试卷都不拆阅，直接落第。因为范镇在馆阁读书数年，早已名满京城，最后格外开恩，让他与试，不过降了等级。省元例在第一甲，吴育和欧阳修因为未在前三，都曾经出列争执过，只有范镇落在了第二甲。
徐平本来对此次的科举寄以希望，韩亿的几个儿子因为受到韩综影响，都是积极向新政靠拢的。就是范镇，也因为在馆阁读书多年，亲眼见证了新政一步一步怎么走来，与李觏友善。本来徐平还想着范镇能得状元，没想到出了这种意外，最后结果不如人意。
这一届进士里徐平最熟悉的一个人就是司马光，不过他却跟新政无缘，与徐平这一体系的人走得不近，然而偏偏他就是进士高第。说起私人关系，徐平跟司马池结识多年，虽然没有深交，但关系也还过得去。而司马光的岳父张存，更是早在广南西路时就与徐平认识，又在三司共事多年，关系更加紧密。对司马光亦师亦友的庞籍，更是曾经接过徐平创建的蔗糖务，在岭南数年，对三司新政认识很深。有这么多条件，司马光还是对新政没什么好感，那就只能是理念不合，大家在意识形态上走不到一起去了。
景祐五年，未到新年先是河东大地震，未开春京城响雷，灾异频发，臣僚纷纷上书言国政。从一开始，便就预示了这会是不寻常的一年，朝野上下，都预感到要有大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