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曼之是当代名医，于本月16日驾鹤西去，实在是杏林一大损失。小汤手枯，写不出什么来，特转董师兄红昌文章一篇于此，聊为纪念。文中颇有医道直解，可供医道同好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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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董师兄所作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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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海好几天了，情绪还是不太稳定，想起和孙老师的点点滴滴，依旧难忍泪水。2005年底认识了女朋友，因其身体不好，多方求医无效，且日趋加重，故从2006年开始自学中医。在逛伤寒论坛的时候，知道了孙曼之老师，并深深的被孙老师的医案和医理吸引，尤其是孙老师运用风药和茯苓饮的神奇效果，当时真惊为天人！所以，后来我收集了孙老师的医案，试着依次做一些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现在想来，当时真不知天高地厚），并发在论坛里，引起了赵红军师兄注意，在师兄的帮助下，2007年过完年联系到了孙老师。
孙老师鉴于我没有中医基础（虽然当时也胡乱看了几本书），从浅入深的给我布置了一系列课程（主要是八本统编教材和四大经典），并每周抽出一段时间在电话里回答我的问题，从此开启了我日以继夜的学习生活，这个过程持续了六个多月。记得这期间孙老师的父亲去世，但是孙老师仍然耐心地回答我一个个问题（当时真是少不更事），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飞快得进步中。2007年8月底，我从湖南长沙来到了陕西渭南，第一次见孙老师是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孙老师脸圆圆的很慈祥，谈起学术眼睛里满是智慧的光芒，而谈起自己刚刚逝去的猫，又满眼天真和泪光（当时孙老师刚搬入宝丰村，家里还没有完全整理好，所以暂时把猫留在老宅，猫以为自己被抛弃了，绝食而去），而说起一些好玩的事情，则眯着眼笑的很开心，一晃十二年，真是感觉历历在目啊。
同年九月底，孙乃雄师兄从北京回到渭南，孙老师开始正式给我们上课。上课时间是晚上看完病后，上课的地点是孙老师家的餐桌，上课前乃雄哥会准备三个杯子（都是洗干净的罐头瓶），放点绿茶(以30块左右的碎茶为主)，桌子上或放一碟瓜子，或放一碟花生，也或放几个苹果，也或是几个石榴（印象中孙老师似乎只喜欢吃苹果和石榴），然后开始给我们讲课，一边讲课，一边吃瓜子喝茶，一般是晚上八点到十一点，聊得起劲甚至会到十二点。从此，我白天跟着孙老师摸脉做记录，晚上听孙老师讲课，渭南的冬天很冷，屋里也并不暖和，那年孙老师六十岁，讲起课来妙语如珠，让人如沐春风，这也使我忽略了身体并不好的孙老师，在繁忙的诊务本该有的疲劳！这个过程持续到2008年的六、七月份，孙老师给我们逐条讲完了《伤寒论》，解析了《谢映庐医案》（记得这本书是乃雄哥托北京的同学在图书馆中借出来复印的），还有《寓意草》《古今医案按》《朱丹溪医案》，并穿插分析了白天遇到的疑难病例，还有为了训练我们临床思维能力，用了一百个孙老师遇到的真实病例，让我们分析病机、治法，最后孙老师再给予点评。那个阶段异常的繁忙，且清贫如洗，我除了每天和女朋友通话，然后简短的吃个饭，剩下的时间不在临床，就在看书，平均每天休息四五个小时，但是当时并不觉得辛苦，甚至完全感觉不到时间的一点点流逝，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如痴如醉，似疯似狂，牢固的打下了我以后中医继续深造学习的根基。
孙老师在下午休息过后，我也经常去请教问题，有时是在夕阳洒满的院子里，有时是在卧室的电脑桌旁（孙老师当时经常在论坛里发文章），有时则在客厅的茶几旁，我们的课题虽然经常是中医，但是也会聊一些其他的内容，如儒家的经典《大学》《论语》，孙老师勉励我多读一些史书，尤其是前四史，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史学文化，而我对史学的兴趣，也是在那个阶段萌发的。近代学人的著作中孙老师尤其推荐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钱穆先生特别推重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联系，这也直接影响了我后来学习历代医学大家的经典著作时，更关注其学术思想的来源、传承及发展，例如前些年中医界很流行的火神派，究其渊源，从张仲景的《伤寒论》，到王好古的《阴证论》，再到喻嘉言的《尚论篇》中三阴证的治法，最后通过齐有堂《齐氏医案》传至蜀地。我的性格是追根问底，但态度是横冲直撞，当碰到有些问题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我总是毫不退让，甚至要和孙老师挣个面红耳赤，这期间孙老师如果觉得我提出的问题，稍微有一点道理，就会去翻书查找比对，如果觉得不对，就耐心的对我解释。孙老师就是这么包容和疼爱我，但是我却不知道进退，甚至于在后来学员的面前，我也这么争论过，自己虽觉得心如赤子，在别人眼里该是多么的大不敬啊，现在想来，除了后悔还有惭愧！
孙老师待人温厚敦仁，接物中正宽和，对于新事物从不抱抵触态度，在快六十岁的时候还自学电脑，并在网上发表了大量的医案和文章，可见一斑。闲聊间，孙老师告诫我，古代儒家以一事不知为耻，现在信息爆发，肯定做不到，但是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不可保守，不能固步自封，千万不要有门户之见，怎么有利于病人怎么来，更不能排斥西医，甚至要尽可能的学习一点西医知识，虽然中西医观察的角度不同，但都是针对同一个身体，这也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临床思维，借鉴西医的诊断和病名，佐证中医的治疗。而我对儒学的一点粗浅认识也主要是受孙老师影响，其认为儒学不但是学问，更是一种文化，文以载道，道以化之，具体来说，以仁为体，义与礼为用，孙师于此道终生身体力行，是一位真正的儒家，更是一位真正的君子！吾辈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中医学在内经时代，引入了黄老与术数，故有医道同源和医易同源之说。而把儒学思想引入中医的则是朱丹溪先生，丹溪先生学医之前潜心儒学，为朱子的第五代嫡传，其集金元医学之大成，完善了杂病治法（气、血、痰、湿、积、瘀、郁），并发挥了君火和相火学说，等等其他学术成就，这里就不一一赘述。除了对中医学术的贡献，孙老师认为丹溪先生是历史上第一位普传中医学的人，这结束了中医学历史上父子、师徒授受的模式，也正是丹溪先生对于中医学的推广和普及，才有了明清中医的繁盛局面，这种情况正如孔子当年打破知识文化只能在士族阶级流传的桎梏，有教无类的教授各个阶层的人，才有后世中国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一样。孙老师亦有此愿，鉴于当下中医的衰落，又因有了过去一年对我和乃雄哥的教学经验，于2008年的夏天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从此开启了孙老师在接下来十余年不间断的完全免费教学生涯，而后来的学员，大多数都有中医基础甚至是临床多年的医生，所以孙老师的讲课内容，也以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为主，临床思维能力则必须通过对中医医案的学习和临床跟诊来完成。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越来越多，孙老师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诊务也越来越繁忙，但是孙老师衣食住行依旧简朴，看病的收费依旧低廉，笑容依旧温和而慈祥，眼神依旧明亮，但是面容却越来越憔悴！
孙老师强调学医应该博览群书，但是尤其应该学习好《伤寒论》和《温病条辨》，因为这两本经典不但教我们对伤寒或者温病的病人当下情况的治疗，还教我们怎么分析病情的来路，和病情的转归。之所以学习这两本经典会有这样的收获，是因为伤寒论的根基在于六经辨证，而温病条辨的根基是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这三种辩证方法都是对身体生理和病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描述，所以同样适用于内科病症的治疗，尤其是对于复杂疾病，通过这种思维就可以分阶段、分步骤的思考和分析，使治疗过程变的清晰和可控，并可预防和规避临床中的风险。其次，《伤寒论》和《温病条辨》的治疗核心都是“扶阳气、存津液、护胃气”，不过伤寒是以“扶阳气”为主，温病则以“存津液”为主，但“扶阳气”和“存津液”的基础，都在于“护胃气”，因为不论阳气或者津液都是从水谷化生，这也造成了孙老师始终以顾护脾胃为核心的临床思想，且任何疾病都可以通过斡旋脾胃，调动气机的开合升降来治疗，而孙老师对补中益气汤和茯苓饮的出神入化的加减变化，就可以发现这个特点。因此，我08年下半年的学习，则从医案和病例学习，转变为对李东垣《脾胃论》和《内外伤辨惑论》的学习。通过这两本经典的学习，才明白了孙老师学术思想的一惯性，因为易水学派正是承续《伤寒论》六经辨证的道统，更创造性的发明了六经同治的“九味羌活汤”“大羌活汤”，还有立足于太阴层层透邪的“升阳散火汤”，更不用说那些大家所熟知的，立足于太阴而顾护三阳的“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清暑益气汤”等等名方，这些正是对六经辨证的发挥和延伸，深合《伤寒论》“见病知源”之旨，可谓真知伤寒者。从《伤寒论》一变而至《脾胃论》，可谓孙师临证的核心法门。
形体劳役则伤脾，饮食不节则伤胃（此两句为李东垣《脾胃论》的关键），脾胃日损则后天不能营养先天，以至肾经亏损（此又为肾命学说的基本病机），此论从李东垣再变而至薛立斋。薛立斋在继承了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前提下，发现脾胃久弱之人，用甘温补脾或者辛苦和胃之法，难以凑效，故根据《素问》“化生精，精化为气，气生形”之理，推衍出“滋化源”之法，即用地黄丸类方，补益肾精，肾精足则化生阳气，阳气生则脾胃健运，谷消水化而形体充。对于薛立斋医案的学习是在2009年的下半年，一开始只是随便翻翻，因为那时候依旧沉浸在从《伤寒论》到《脾胃论》学术一贯性的领悟中，直至2010年才开始认真的学习薛立斋医案，之后就开始如痴如醉的钻研。适逢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周艳杰编辑希望孙老师出版一套孙曼之中医师承教育丛书，孙老师一开始是希望我针对李东垣的《脾胃论》写一点心得体会，或者更进一步试着去注释一下，限于我当时学力不足，且又懒散，就此作罢。而更重要的是，我当时的学习兴趣主要放在薛立斋医案的研究上了，所以干脆和孙老师商量，在学习薛立斋医案的同时，点评最能反映薛立斋学术思想的《内科摘要》，孙老师同意了。我当时每天拿出三四个小时来做个事情，随着对薛立斋医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就觉得一开始点评的内容不堪入目了，只能推翻重写，如此反复，这本小册子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告完成，完成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怕读者不能了解其中传承和渊源，又写了四篇绪论，才觉得满意。虽然现在看起来，里面的内容还是有一些小瑕疵，但起码当时我真的已经做到我的极限了。这期间，自己经常处于冥思苦想的状态，想不通则不断的翻书查书，因为过去并没有人做过这份工作，所以我只能一遍遍的诵读薛立斋所写的其他医学书籍，这个过程让我对薛立斋的医学思想有了个总体把握和认识，而我也会经常和孙老师在电话中交流我的新想法，孙老师则或给予指导或给予鼓励。
现在想想，在孙老师生病前，不论是电话里还是当面，我们似乎很少谈论学术之外的内容，因为在我印象中孙老师一直是那个博学聪明的儒雅长者，从而一不小心就忽略了他也是一位天生体弱的古稀老人。我于2009年10份离开陕西渭南，犹记得离开时孙老师在招待一个客人，我和孙老师打过招呼后，与乃雄哥、乃儿姐拥抱后，热泪盈眶的离开了这个学习了两年多的地方，当时所想的是孙老师对我的再造之恩，有生之年一定要报答。匆匆十年，我从一无所有，到在上海立足，开始有了比较舒适的生活，刚刚觉得可以松一口气，却突然传来噩耗，孙老师于2019年6月15日夜里11点多去世了，可是我在当天晚上快11点才通过电话啊，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16号早上得知消息的我，在厕所里痛哭流涕，真想直接跑到渭南，可是还有怀孕六个多月老婆需要安顿，当天还有预约好的许多病人要看，18号还有避无可避的考试，所有的事情挤在一起，我的内心很崩溃。18号中午坐上去渭南的高铁，想起过往种种，泪水没有停止过，孙师视我如己出，我却从没有在身前尽孝过一天，子欲养而亲不在，痛乎。
后记
纪念孙老师的这篇文章，我写了一周，因为我首先要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把孙老师在我内心中的形象客观的表达出来；其次，我是孙老师在规模招生前的实验生，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我的学习经历应该对其他人有点参考意义；最后，对孙老师的治学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梳理，既不能过于笼统，也不能过于零碎（因为写不完），又要源流清晰，所以在构思上花了许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