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同意，张家傲长舒了一口气，接着他才开始问·
“杨大人打算如何组建公屋管理机构呢？”
“招募专业人士。”
张家傲点点头：“那么如果有盈利呢？”
杨潮道：“继续投入建设中。”
张家傲又道：“那么会不会有官员呢？”
杨潮道：“不会，我想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这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跟美国的非盈利机构唯一的不一样是，公屋不接受私人捐助，将借债建设，收租还债。也不允许政府参与，及时怕形成尾大不掉的官僚化。
杨潮着力模仿美国的大批非盈利机构，因为他觉得很合适，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对他们的政府都充满了不信任，大概跟美国政府长期**有关。
所以美国一大批有绅士精神的社会精英，往往大力投入这种非盈利性机构的建设，比如捐建学校，比如建设基金会等。
有一些人起建立，后世还有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精英愿意投入这项事业，比如有的精英人物宁愿放弃大公司的丰厚薪水，愿意领取一份比较平民化的工资在这种非营利性机构中任职。
杨潮相信，他组建的公屋，也能吸引到一批这样的中国人，因为这个时代虽然经济比不上后世，但是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却没有被破坏殆尽，社会中是有一大批真的相信传统道德观念的道德高尚之士的。
这些人不仅仅局限在受到传统教育的乡绅阶层，而是遍布整个社会之中，虽然国家中有一大批李鸿章、盛宣怀这样的大贪官，但也有周馥、张之洞那样不太贪得。·
甚至底层百姓之中，也不乏一批富有道德感的平民，很多紧紧是日子过得去的平民，仅仅是怀着简单的善意，就能做出一些不是很大，却让人心触动的事情。比如有的普通人。他去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光挑一些烂的，别人问起他就说是喂鸟的。可实际上还是吃了。这些人认为他们买走了烂的果蔬，别人买到的就都是好的了，还不让小贩吃亏，他们认为人是应该利他的，没有道理。没有原因，他们就是相信这是对的，这么做了，他们的心灵会很满足。
这种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而这些在后世，真的很难见到了。
中国在2o世纪下半期，将传统文化彻底的破坏殆尽，又无法建立一个合适的社会伦理道德，这才造成了后世大量的伦理悲剧。虽然清末百姓的平均道德并不是太高，但社会中总有一股道德的力量在约束，这是传承了上千年的道德传统，是儒家、墨家等等抱着善念的学派坚持教化的成果，而这一切不加甄别统统以封建思想为由打倒，真的对吗？
美国人打跑了英国国王的军队，却没有抛弃英国的民间绅士文化，他们没有贵族文化，但他们的社会中从来不缺道德高尚的绅士阶层，从建国的汉密尔顿、富兰克林那批人。再到后来的威尔逊、罗斯福等人，其实都是带有这种精神的人物。
这个时代，中国同样不缺乏一些富有良善的乡绅阶层，比如乡下修路搭桥的。办学的，救济孤寡的，这些人其实并不少，还是相当普遍的。所以有人说乡村是心灵最后的避风港，就是因为很多有识之士感觉只有乡村才残留着传统道德文化。
杨潮相信，心里抱着善意的精英分子。一定很乐意接受这种对社会底层百姓抱有善意的公屋，很多人愿意花费一些时间在公屋做事的。·就好像大6消失了的那种义工、义社文化，却普遍的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存在一样。
“我明白了。虽然我不相信她真的有什么经济效益，但是我坚信她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张家傲说道，这才是他同意的原因，而不是因为确信这个项目能够盈利。
“谢谢。”
杨潮倒没想到张家傲是这个心思。
很快寒士公屋项目就对外公布了，将向民间行债券进行建设。
杨潮行第一批债券，怕市场波动太大，只有一千万两，利率虽然只有三厘，但还是抢购一空，倒不是上海金融业对这个项目多么有信心，而是他们对杨潮有信心，杨潮可是把他的名声都赌进这个项目里了。
同时在报纸上公开招募管理人员，连公屋总董的月薪也只有1oo两，各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别很小，最低的社区服务人员也有5o两，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社会项目，杨潮希望中国社会的道德能够支撑他运转下去，而不出现一些让人遗憾的事情。
应聘的人还是很多的，连张謇这样的社会名流对此也很感兴趣，毕竟让居者有其屋这种理想，还是很能刺激这些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
张謇专门写信给杨潮，表示他现在不当官了，愿意身兼这个公屋的大房东。他还询问是否可以捐款，他愿意捐助一百万两。
杨潮拒绝了张謇，张謇的道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比张謇更合适的。
“就启公吧。”
杨潮从一份份社会贤达的来信中选择了一个大名士梁启。
之所以选他，不是因为梁启的名气，而是杨潮想到梁启的儿子了，梁思成先生可是著名的设计师啊，收了他老爹，还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梁思成还跑得了？这么一个大建筑师坐镇，日后寒士公屋总设计师都有了。
作为革新人士，梁启很长一段时间都确信中国的未来出路是学习西方，可是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去了一趟欧洲，现西方社会许多的问题和弊端。于是认定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转而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其实就是因为看到欧洲战争对社会道德的破坏，认为欧洲社会中的海盗、强盗道德不是人类的未来，经过深思开始寻求从中国传统道德中找到社会的出路。
医者有其医，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等等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其中的精髓，杨潮搞公屋计划，让梁启十分认同，感觉这就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实践，虽然已经退出政坛，但是做这种社会实践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总好过无病呻吟的写几篇文章换几个稿费对生命来的有意义。
不过他没想到他真的被聘用了，杨潮很快就给他了电报，邀请他立刻来上海就职。
梁启此时在清华研究会，即刻辞职，赶往上海，跟杨潮会面。
杨潮跟梁启一番交流，向他介绍了公屋的模式，梁启很容易就弄明白了，他也是走遍世界的人物，对美国这种非盈利性机构的模式还是很欣赏的，不过杨潮向他强调了信用的重要，让他务必要重视财政问题。
这些梁启不懂，但是有大批懂的人帮他做事，工程师、设计师和审计人员，上海这里都不缺，所以将公屋的总部放在上海是十分合适的，梁启只是一个决策者，对这种非营利性机构，决策者的个人道德至关重要，在维持运转的情况下，最大的提高公屋的社会效益，而是过多的考虑经济效益这才是最重要的。
“梁先生见谅，工资低了些，又是您的身份。”
谈完后，杨潮开玩笑道。
梁启笑道：“挺好，管吃挂住否？”
杨潮笑道：“管！”
接着将所有的文件交给梁启，包括任命他为总董的文件，除了他还有十八个副董，负责每一个省的公屋项目，杨潮让张謇在山东和江苏选一个地方，张謇思量后选择了山东，其他各省也都由当地名望之辈担任，而且基本上都是传统人士。
就这样一个，传统富有传统道德良知的一批士绅人士，组成了公屋的管理阶层。
当然也不是光有道德就可以，像梁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是不会差的，加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会给这个项目注入新的信用。其他的副董，也大都是张謇这样的人物，至少证明过他们的管理能力，而不单单是名士就行。
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对市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利好，资本家才不管什么社会效益呢，他们很清楚钢材要涨价了，水泥要涨价了，建材要涨价了，于是相应股票大涨。
但这都是虚的，只要一天订单没有下去，实体经济就无法滚动起来。
于是杨潮抓的很紧，工程师已经进驻各地，一项项数据正在收集上来，设计师也开始根据这些数据设计建筑方案，两个月之后在上海、和山东的大城市建设就将率先开展起来。
不过建设还没有开始，订单还没有出来，已经有一群资本家如同闻到腥味的饿狼一样，想尽办法开始图谋这个大蛋糕了，甚至李富安都亲自来找杨潮游说了一次，他想将公屋的钢筋订单交给东北的钢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