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北，林子轩在奉天转车，前往苏俄。
进入东北的地界，他发觉时常能看到日本人，此时日本已经开始在东北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计划了，这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开端。
和上海租界不同，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是商人，以建厂经商为主。
在东北的日本人更多的是军人和普通百姓，日本想把东北三省作为军事基地，为此支持张座霖使东北三省独立。
一旦发现张座霖不听话，就在铁路上放炸药把张座霖炸死。
这就是作为棋子的悲哀。
林子轩想到以后东北的局势，心情沉重，等到进入蒙古境内，才算好一些。
他觉得自己不能老是带着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那样会陷入无休止的苦闷之中，还是要活在当下，积极的去做改变。
当火车驶进蒙古的时候，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院子里，几名女学生正在谈话。
她们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会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水龙头浇。
这几名女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骨干，其中就有许广评。
第二日，许广评没有直接参与游行，而是把手头抄完的送到鲁讯的住处。
她放下手稿，准备前去和同学集合，鲁讯拦住不让她去请愿，而是留下来抄写稿子。
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
许广评跑回学校，发现她的同学被枪打死了。
这就是三月十八日，也是鲁讯所说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次政府对于学生的屠杀引起舆论的强烈谴责，鲁讯更是写了文章抨击政府的暴行。
大多数人都在谴责段祺睿政府，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那些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的师长或者前辈们是不是也要负有责任。
这人叫做陈原，他在3月27日的上发表了一篇。
在文章里提出希望在法庭上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得公正。
“这次惨案的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即日成立特别法庭，彻底调查案情，严正地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
这本来没有什么，但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谁该为学生的死负责的问题。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么鼓动者呢？
他举例说女师大有位叫做杨得群的女士，来自湖南。家境不好。
杨女士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六七年书，节衣减食，省下了一千多块钱，到北平求学。
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都去请愿。
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卫队一放枪，杨女士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也中弹而死。
一个好好来北平求学的女子就这样死掉了，谁该负责呢？
于是。陈原认为这样激烈的请愿抗议活动就不应该让女人和孩子参加，那些鼓动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言论在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睿政府的声浪中显得独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评，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动者，认为陈原污蔑学生的正义行径，是帮段祺睿政府脱罪，是军阀政府的帮凶。
鲁讯同样是一位鼓动者，他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
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
1925年4月，他在给许广评的信中这样写到。
“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
由此引发了鲁讯和陈原之间一系列的笔战。
在这种全国舆论谴责段祺睿政府的大背景下，陈原自然在论战中败北，成为被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还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
后来只能离开北平，远走武汉，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这一时期，不少作家都写文章参与讨伐北洋政府的暴行。
周作仁在中对牺牲的学生给予极高评价，并称“‘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朱自青当日就在现场，他写了，详细记下了三月十八日的情景。
他说：“这在北京是第一杀！”
北平的出版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与此同时，林子轩离开北平时发表的文章被人翻了出来。
当时还没有人相信政府会犯下如此暴行，现在看来却不由得让人心惊。
林子轩叮嘱过平禁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万象书局要站在学生这边，所以万象书局的报纸和杂志刊登的都是抗议北洋政府的文章。
正是三一八惨案，导致段祺睿政府倒台。
1926年4月9日，鹿中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睿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
段祺睿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
4月17日奉军占领北平，奉军进京后查封馆和一批进步报刊。
创始人邵飘平于4月26日清晨被奉军秘密处决。
张学梁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禁书刊，搜捕反对人士。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他们刚刚打倒了段祺睿，还没来得及欢呼，却来了一个更狠的角色。
张座霖比段祺睿的手段更为残暴，北平处在极为恐怖的氛围之中，包括鲁讯在内的不少社会名流都上了通缉的黑名单。
鲁讯不得不辗转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避难，到五月才返回寓所。
正因为如此，鲁讯在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他生活了十年时光的北平，南下谋生。
和鲁讯有同样选择的人不在少数。
随着这批文人的南下，中国新文学的阵地从北平逐渐转移到了上海，从此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全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