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明月唱片公司，正在灌录唱片，这不是一张国语唱片，而是英文唱片。
林子轩和黎锦挥站在外边听着，黄榴霜的声音并不出彩，经过声乐培训后勉强达标。
反正又不是开演唱会，或者要到大剧院演出，只是拍电影的话足够了。
黄榴霜离开美国后并没有直接来上海，而是去了广东。
她的祖籍是广东台山，自从她祖父那一辈到美国淘金后就没有回来过，但书信往来不曾断绝，在老家还有亲人。
回乡祭祖和亲人团聚是应有之义。
黄榴霜的家人支持她的选择，与其在好莱坞出演那些伤风败俗的电影，不如回国发展。
她在台山老家呆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赶往上海，那时候浙奉两军正在上海激战。
在此期间，她了解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和电影圈的信息。
黎民维的香港民新电影公司在广州设有制片厂，拍摄了大量的短片和纪录片，在广东和香港具有颇高的知名度。
但在黄榴霜眼里，这种规模只相当于好莱坞末流的电影公司。
她打听到黎民维正打算把电影公司迁往上海。
上海才是中国电影制作的中心，相当于美国的好莱坞，其中林子轩的明星电影公司则相当于好莱坞的派拉蒙，是中国电影行业的龙头企业。
这坚定了她投奔林子轩的决心。
林子轩安排黄榴霜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声乐训练，把歌曲练熟，再出唱片。
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拍摄起来难度不大，重点在于音乐。
他准备先把唱片制作出来，销售到欧美等国，相较于只能在电影院放映的电影，歌曲更容易传播，在西方家庭，留声机较为普及。
等到西方人接受了歌曲。再去宣传电影，想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让林子轩意识到灌录英文唱片也是一种赚钱的途径。
可惜在后世他不怎么听外国歌曲，只记得一些乡村歌曲和电影配乐，比如卡朋特的和席琳迪翁的这类经典曲目。
至于布兰妮和艾薇儿这些都不是他的菜。
他在脑海里搜索一下。完整的英文歌曲也就几十首的样子，适合这个时代的只有十几首，足够灌录几张英文唱片了。
而且，保证每一首都是经典。
于是，他和黎锦挥商议打造英文金曲的计划。这个计划让黎锦挥异常兴奋。
作为音乐人，能够制作出一张响遍全球的唱片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对于中国的唱片行业来说也是一种突破。
虽然是英文歌曲，但却是由中国人创作和演唱，这代表着中国音乐走向了世界。
黎锦挥对林子轩非常信任，这套唱片已经证明了林子轩创作英文歌曲的才华，这套唱片分为三张，总共十五首歌曲。
每一首都朗朗上口，相信会在西方社会广为流传。
明月唱片公司对首张打入西方社会的英文唱片极为重视，在制作上绝对是精益求精。并和上海的各家洋行签订了销售协议。
唯一不足的是黄榴霜的演唱不够完美，存在着瑕疵，她毕竟没有经过系统培训。
对于这个英文金曲计划，黎锦挥有些迫不及待。
这一次，他要选择一位合适的演唱者，还要组建一支高水平的乐队，拉一批志同道合的音乐人入伙，争取把中西方音乐融合在一起，打造出经典唱片来。
林子轩不去管这些琐事，他只负责提供词曲。
在后世。他喜欢卡朋特那种乡村风格的曲子，还有带着爱尔兰色彩的神秘园乐队。
想想能把这些曲子写下来，录制成唱片，偶尔听一听。也是一种享受。
当然，最重要的是能赚外国人的钱，可以把这些资金用在国内的慈善事业上，做慈善永远缺钱，能赚一点就赚一点。
他这些日子捐出去不少钱，万象书局还要半价销售图书。和商务印书馆打价格战。
加上五卅惨案的影响，电影公司停顿了两个月，今年的拍片数量锐减，电影院关门歇业，同样没有收益，相比于去年的收入，不足一半。
不光是林子轩，上海的商人大抵如此。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在那种群情激昂的情况下，这是身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在大罢工期间，为了让没有经济来源的十几万工人维持生计，上海商人还要捐钱捐物，解决罢工工人的后顾之忧。
到了年底，五卅惨案的谈判有了最新的进展。
1925年12月2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惇致书江苏外事交涉员许元。
“各委员之判断书，多数不归咎于捕房，然老闸捕房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业已辞工部局职务。工部局为谋此案早日解决计，决定加以核准。惟对于该两职员以往之劳绩，表示感忱。工部局并欲对于五卅遭难者表示惋惜，奉上7万5千元支票，以作被难家属抚恤之费。”
杀人行凶者仅仅辞职了事，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让上海社会各界极为不满。
12月29日，北洋政府电令江苏交涉员退还支票，表示不予承认这个结果。
至此，历时半年之久的五卅案交涉以北洋政府的外交失败而告终。
这是弱国无外交的最好例证。
尤其是上海谈判破裂以后，北洋政府几乎丧失了处理事件的话语权，如何了结案件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内部事务。
林子轩让万象书局编撰1925年年鉴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五卅惨案上。
要详细的记下每名遇难者的名字，把事件的经过和各方的反应都记录下来。
这是这个国家的沉痛记忆，事情虽然过去，却要永远的铭记在历史之中。
在年鉴的卷首语上，林子轩写了四个字“觉醒之年”。
他认为“五四”是知识分子觉醒的一年，而“五卅”是中国民众觉醒的一年。
不过，这次谈判并非一败涂地，也为中国人争取到了不少权益。
比如公共租界交还会审公廨和工部局董事会增设华人董事的谈判随后相继展开，开启了中国人参与管理公共租界的先河。
法租界的公董局虽然设有华人董事，但以前华人董事不准参加董事会议，没有发言权和建议权，只是一个听话的执行者。
经过这件事，公董局允许华人董事参加董事会议。
这说明中国人在租界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这和五卅惨案中中国人展现出来的觉醒和反抗意识有关，让西方人认识到这里毕竟是中国人的地方，需要倾听中国人的声音，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