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柏，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仲山。
在后世，这是一所林子轩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如今能去讲课，他觉得很荣幸。
年前的时候，复旦大学也邀请过他，那时林子轩和郭沫诺因为新诗的争论，和创造社的成员起了不小的矛盾。
如今郭沫偌等人在上海准备发行季刊，发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小说等作品。
一个新兴的文学团体即将展露锋芒。
这次复旦大学的邀请更为诚心，不像上次那么的形式主义，复旦大学文学系的主任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林子轩能谈谈文学创作和对新文学的见解。
最好是能在复旦大学开设一门课程。
在当今的文坛，北平是新文学的中心，有胡拾和鲁讯这种领袖人物坐镇，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深受新文化的影响。
那里有新文学传播的氛围。
相比较而言，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就显得颇为守旧，而且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都是可供消遣娱乐的文字，没有新文学滋生的土壤。
但林子轩是个例外，他一手写新诗，一手写通俗小说。
写新诗成了新诗的奠基人，写武侠小说成了大师级人物，连写外国小说也得到了美国人的追捧，林子轩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鲁讯并称为“新文学的三杰”。
这就有点捧杀的意味了。
说到底林子轩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他没有参与新文学的启蒙工作，在文坛这个讲究资历的地方，胡拾和鲁讯是新文学的领导者，林子轩只能算是跟随者。
没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战前辈地位的下场么？
所以林子轩不会在大学里讲什么对新文学的见解，他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引火烧身。
他也不想讲文学创作，有什么好讲的，都是抄袭而已。
那么，讲些什么好呢？
不想惹麻烦，讲历史或者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得罪，林子轩记忆里就有这一类的题材。
、、还是？
是后世易仲天在上对三国那段历史的重新解读，受到众多媒体的追捧，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小说、戏剧中的三国放在一起讲，用通俗易通的言语来解构三国历史，的确很精彩。
但有学者就认为，历史是严肃的，是专业的，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也是林子轩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戏说”历史，需要极大的勇气。
可以想见，一旦他在复旦大学开讲，那些历史系教授一定会跳出来批判他一番，甚至认为他数典忘祖。
至于更不能讲了，也是对历史的重新结构。
林子轩可以用笔名把它们写出来出版成书，看看市场反应，却不能拿到讲台上去讲。
在这个时代，课堂是很神圣的地方，教师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
最后，只能选择了。
红学可是一门大学问，按照后世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称为“旧红学”时期。
从1921年到1954年，称为“新红学”时期。
1954年批判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当代红学”时期。
其中又分为各种派别，混乱之极。
大概分为评论派、考证派、索隐派、创作派四大学派。
各派又细化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题咏、评点、鉴赏、百科、批评、曹学、版本学、本事学、脂学、探佚学等等。
民国时期，确切的说是1921年是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分界点。
因为在这一年胡拾发表了一书，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胡拾也成了新红学的开山祖师。
胡拾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等题目。
从此以后，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是的作者。
曹雪芹是的作者在后世是公认的事实，但在1921之前，的作者尚无定论，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贝勒或者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纯熟偶然。
因为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推广，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
于是，各家书局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来印书。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标点符号来断句和分段，需要较为专业的文学学识，很多学者参与到校订的工作中来，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陈独绣。
在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中，以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较多，情况复杂。
在校订完成之后，书局请胡拾给新版本的写序文。
胡拾为了写好这个序文，才开始认真研究，翻阅了各种文献资料，反复推敲，用考据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来历和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
从而认定了曹雪芹才是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赔是旧红学的领军人物，索引派的代表，并在1917年9月出版了一书。
胡拾的绝对是对旧红学的打脸之作。
这个考证一出，把旧红学索引派全部打翻，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不过蔡元赔并没有恼火，反而积极帮助胡拾寻找文献资料，来证明胡拾的考证有理有据。
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学者，这才是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