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黑人兄弟们很给力，在美国各地进行抗议，但直到第一次开庭，波士顿的地方法院仍然不允许华人出庭。
美国是白人主导的社会，在激烈的抗争下，他们或许会给黑人一些权利，不过想要真正的平等，可能性并不大。
即便是在后世，林子轩也经常看到美国黑人示威游行，争取自身权益的报道。
我总算是做了一些什么，即便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他这么安慰自己。
第一次开庭并不是宣判，而是双方律师做出陈述，出示证据，法官再决定是否再次开庭。
当然，如果证据确凿，也有当庭宣判的可能。
季鸿明一方出示的是的草稿，还有一份陈述。
按照他的说法，他和林子轩是好朋友，经常聚会，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因为生活拮据，他在林子轩的公寓里借住了一段时间。
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创作了，并且把稿子给林子轩看过。
写完小说，他想要出版赚取生活费，便在纽约的出版社奔走，却无人问津。
这时候，林子轩要返回中国，他无法再借宿，只能搬离林子轩的公寓，在临走前，他让林子轩帮忙把稿子寄给杂志社。
他回到纽约大学的宿舍，错过了的信件，不知道自己的小说被刊载了。
直到最近他才从一些报纸杂志上看到评论的文章。
这和林子轩的说辞完全不同，季鸿明的这份陈述几乎没有漏洞。
它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收到的稿子是从林子轩租住的公寓寄出的，而信封上是林子轩亲笔写的。
就算是找到林子轩当初租住过那栋公寓的房东，也很难证明季鸿明是否在那里居住过。
这个时代没有摄像头，无法取证。
林子轩这一方自然极力否认季鸿明的说辞，林子轩只是找季鸿明翻译文稿，从来没有在公寓接待过季鸿明。
彼得逊律师从另一方面出声反驳。
他认为作为一名纽约大学文学系的学生，怎么可能不关注美国的文学评论，而且季鸿明还曾经在一些文学杂志上写过评论。
被评论界关注是这半年来的事情。
作为一名作者，如果真的是季鸿明写的，他会随时专注，而不是不闻不问。
季鸿明一直在纽约，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他的小说被发表了，但他直到两个月前才去确认自己是作者，这十分可疑。
季鸿明的律师辩驳称，季鸿明一直在潜心治学，没有看到和相关的评论。
双方激烈的辩论一番，最后的焦点集中在的笔名上。
季鸿明的说法是那是他随便写的，没有什么意义。
彼得逊律师出示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的声明，林子轩发明的把汉语拉丁化，具有一定的普及性和实用性。
按照这份拼音方案，那个笔名正是林子轩的汉语拼音。
季鸿明的律师对这个拼音方案表示怀疑，认为是林子轩捏造出来的，不能取信。
法官最终做出裁定，这份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不具有证明效力，除非能够让中国官方开具证明文件，否则不能作为证据。
下次开庭在一个星期后，如果林子轩无法提供中国官方的证明文件，形势将极为不利。
这需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帮忙，王庚拿着去了华盛顿，找施肇吉想办法。
彼得逊律师并不着急。
打官司就是这样，就算没有中国官方的证明文件，他也有法子把案子拖下去，律师就是依靠这个赚钱的，时间拖得越久，对林子轩越有利。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证明林子轩的写作能力，那就是在美国出版林子轩的诗集和这部小说。
只要把林子轩著名作家的名头打出去，让社会舆论认可林子轩作家的头衔，他就有把握让法官和陪审团做出倾向于林子轩的判决。
法庭上注重证据，但场外因素也很重要。
很多时候，社会舆论有可能会影响到法官的判决。
在彼得逊律师的介绍下，林子轩把自己的诗集和一半的稿子交给了佐治亚州的一家出版社出版。
之所以不在波士顿或者纽约出版，是因为是以一个美国南方人的视角在讲述故事，它描写的是美国南方社会的生活景象。
其中不免有作者自己的倾向，把奴隶主义下的南方社会描写的如田园牧歌般美好，美化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虽然书中塑造了很多形象饱满的黑人形象，但对黑人遭受的残酷对待所提甚少。
而且的情节正是发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在那里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引起读者的共鸣。
这只是彼得逊律师说服林子轩的理由。
事实上，这种小说就算是在纽约也有出版社争抢着出版，这部小说或者视角不同，但却表达了美国人的普遍价值观。
表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崩溃瓦解，人们又如何应付这场社会巨变的艰辛过程。
它虚写战争，实写战争对人类心灵的影响。
就像书中最后所说的一样。
“我明天回塔拉再去想吧。那时我就经受得住一切了。明天，我会想出一个办法把他弄回来。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这种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都充满希望，不屈不挠、勇敢坚强、不轻易认输的精神，正是美国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
彼得逊律师身为一个佐治亚州人，身为一个南方人，虽然在纽约生活多年，但骨子里还是看不起北方人。
他觉得这部小说只能被南方的出版社出版，也只有南方人才能真正看懂这部小说。我们虽然战败了，但心灵决不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