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28日，郭沫偌的诗集横空出世，共收录56首新诗。
这是创造社的第一次亮相，这套还包括后来出版的郁达浮的小说集和郭沫偌翻译的。
以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情怀迅速获得进步青年的喜爱，在新诗诗坛引起震动。
它创造了一种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
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
这种情绪与“五四”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获得很多新文学支持者的赞誉和推崇。
的大获成功，不可避免的和林子轩的诗作相比较。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无论在北平还是上海，只要是讨论新诗，讨论的，都会对郭沫偌和林子轩的诗作进行分析和比较。
有支持林子轩的，认为林子轩的诗作风格多样，文艺性更强。
也有支持郭沫偌的，觉得这才是新时代需要的声音，我们不需要什么爱情，我们需要战斗的号角。
较为中立的则认为两人都是新诗的开创者，各具特色。
还有人从两人受到的教育背景来分析，林子轩留学美国，郭沫偌留学日本，从而得出两人诗作风格迥异的原因。
林子轩自然也看到了评论文章，他心态平和，没什么反应。
然而树欲静而风止，其他人则不会这么想了。
正当林子轩忙于创建电影公司的时候，他的妹妹林晓玲气呼呼找他，还带来了一份报纸。
这是一份的副刊。
是1911年5月18日由著名出版家张远济、高梦单等筹组创办，由和两个小报合并而成。
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宣传立宪政治，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的报纸。
1918年3月4日，上海增辟副刊。
初期主要内容为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主旨是促进教育，灌输文化。
和北平的、上海的副刊、北平的一起被称为新文化中著名的“四大副刊”。
是“五四”时期新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之一。
林晓玲如此气愤，是因为上刊载了郭沫偌的文章，针对了她哥哥的诗作。
自从知道哥哥写了新诗之后，林晓玲就成了哥哥的崇拜者，维护哥哥的尊严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特别关注这次新诗的争论。
看到赞扬哥哥的就高兴，看到贬低哥哥的就痛骂，还把那些贬低林子轩的人找个小本子记下来，到林子轩面前打小报告。
林子轩对此很是无语，又不好打击妹妹的一腔热情，只好听之任之。
他拿起，看到了郭沫偌的文章。
浏览完了之后，大致知道了郭沫偌的意思，此人主要写了三点。
其一，郭沫偌解释了的诗作是他近几年陆续写成的，这次一起结集出版。
他提到了胡拾的和林子轩的诗作的写作时间，胡拾的是1920年出版的，而林子轩的诗作是1921写成的。
他的新诗则是1919年就开始创作了，只是一直很少发表而已。
胡拾的只能说开了用白话文写新诗的先河，在文学性上真没什么好说的。
比如其中一首叫做的诗作。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个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谁让人家开创了先河呢。
而且，据说胡拾从1916年就开始创作了。
郭沫偌的意思很明显，我的诗作创作即便没有胡拾的早，也要比林子轩的早，我就算不是新诗的开创者，也是新诗的奠基人。
这是针对有人说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郭沫偌只是追随者的反驳。
其二，他认为林子轩的诗歌太过小资情调，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狂风暴雨，而不是斜风细雨。
林子轩的诗作没有变革的力量，迟早会被世界所遗弃。
他直接忽视了林子轩的，虽然只有两句话，却发人深省。
其三，林子轩的诗歌在形式上仍然被旧体诗所束缚，不够自由，没有彻底解放。
郭沫偌所说的彻底解放是指他的自由诗体，不需要节奏，不需要押韵，只需要感情的喷发，大声吼出来，发泄出来，这就是他推崇的自由。
从某方面来讲，这样的诗歌的确具有鼓动人心的力量。
可这种自由自在缺乏应有的约束，自由成章，语风散漫，总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
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毛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
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郭沫偌的自由诗体。
林子轩对郭沫偌的这篇文章毫不意外，郭沫偌此人好名，喜欢争这些东西。
1920年10月10日，副刊出版“双十节增刊”。
依次发表周作仁译波兰作家的、鲁讯的小说、郭沫偌的历史剧、郑震铎翻译的。
排在了周作仁和鲁讯之后，郭沫偌大为光火。
于是，他写信给的主编李时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这表面上是为创作争地位，其实是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地位。
对于新诗奠基人这个称号，如果他要是不争的话那才奇怪。
林晓玲看到哥哥无动于衷的样子，心中郁闷，她缠着哥哥，要林子轩发出反击，让那个郭沫偌哑口无言。
林子轩对此无所谓，他脑子里还有不少诗作，为了让妹妹高兴，就来一次小爆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