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瑞尔。杰斯特罗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苏军厚大衣，沿着波兰西南部的一条路拖着脚步走，雪厚得到了他的脚踝。这支俄国战俘的长长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过历史学家称之为“上西里西亚”的那个地区平坦的白茫茫田野。穿绿衣服的党卫军手持棍棒或者机关枪，监视着这个行列。队伍的前面和后面，开着两辆当当直响的军用大卡车，满载着更多的党卫军。这支由莱姆斯多夫战俘营最壮实的囚犯中挑出来的劳工队一路都是步行的。途中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每天上午十点的饭食是一片类似面包的黑乎乎的木头一样的东西，用蕈麻、坏土豆、烂菜根诸如此类的东西做成的半凉不热的汤。连这样的口粮也经常没有，于是这些人就被解散，在党卫军的枪口下象山羊一样在田地里寻找可吃的东西。每天由十二到十四小时，他们得跟上那些身强力壮的押送的士兵的速度一步步走着，而押送的士兵则每两小时一班轮换着步行和乘车。
班瑞尔。杰斯特罗象橡树一样结实的身体也几乎拖垮了。在他周围，人们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经常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发出一声呻吟或是叫喊。当棒打脚踢都不能使倒下的人醒来的时候，就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这是一种例行的预防措施，免得游击队可能把他救活并吸收进去。德国人镇静而仔细地用枪把每一颗头颅打得粉碎，在雪地上缩成一团的俄国军大衣的领边留下一大摊红通通的东西。
现在，这支队伍正由克拉科夫向卡托维茨走去；新的路标上用粗黑的德文字母写着，就称作KATTOWITZ.班瑞尔。杰斯特罗麻木地猜想这场长途跋涉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卡托维茨是工矿中心。他大缺少生命力了，寒冷、饥饿和招架不住的疲劳使他太萎靡不振了，以致对于命运怎么会把他带到这些熟悉的地方来，也不感到奇怪了。他把越来越差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盯着前面的那个人。他的腿移动着，但双膝僵直，因为他只怕关节万一放松了，就会弯下去，那么他就会摔倒，于是脑袋就会被打掉。
在四十个年头里这条老路没大改变。班瑞尔能预先说出每一个转弯。他知道，什么时候另一所农屋或是木头盖的教堂会透过细细的、纷飞的干雪出现。特遣队正在朝卡托维茨煤矿去吗？命运还不坏呀！在冬天矿里要比野外暖和。矿工得吃饱才能干活。
尽管步行过程中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班瑞尔还是感激上帝，他是在这劳工队伍之中，终于离开了那个战俘营。他在上次战争的经历也好，他在华沙犹太区中的生活也好，都无法跟他在莱姆斯多夫所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个战俘营并不是真正的战俘营，那儿没有兵营，没有建筑物，没有点名，没有管理机构；没有维持秩序的手段，除了对架在岗楼上的机枪和对夜里耀眼的探照灯所怀的恐惧。全部设施是一片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露天场地，延伸出去望不到边，在里面圈着二十万快要饿死的人。在东方战线，“日内瓦公约”并不存在。苏联从未在上面签过字。
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备背这么大的战俘包袱。缺乏食物和水的供应。莱姆斯多夫的生活准则是自我保存，战俘们在污秽、恶臭的环境里为了一点可吃的东西吵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生了病也没人过问。死尸乱七八糟地倒在粪土和雪地上。每天在带刺的铁丝网外，死人都在一堆堆被焚化，用木材和废油当燃料。焚尸的火光在晚上照得很远。集中营臭得就象附近有一家庞大的肉类罐头厂，就象那里的动物在进行处理，皮上的毛发或鬃毛在被烧焦。
德国人十一月进攻莫斯科时的战俘补足了这支劳工特遣队的人数。那些在莱姆斯多夫快要死亡的人却是在夏季战役中俘获的。现在他们成了在走动的骷髅，随时都有倒下的人，不管白天黑夜，遍地都是。在莱姆斯多夫形形色色的恐惧之中，有一件事仍然使杰斯特罗吓得没命。他亲眼目睹在探照灯外阴暗的夜色中，一小群一小群战俘饿得发疯了，在集中营一个个结冰的垃圾堆旁转来转去，吃那才倒毙的尸体里柔软的内脏。他白天看到过这种残缺不全的尸体。岗楼看守上的士兵一发现这些吃人的人，就向他们开枪其他战俘抓住了他们，就对他们拳打脚踢，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可是，在这些人身上，求生的本领超过了人的天性，因此不再有恐惧。吃人肉的是发疯了的梦游者，只想填饱肚子的白痴，他们枯竭的脑子里还剩下足够的机智在晚上找东西吃，象小狼一样在阴暗处躲躲藏藏。无论在卡托维兹是什么前景，班瑞尔。杰斯特罗知道，不可能比莱姆斯多夫更糟。
然而，看来队伍不是朝卡托维兹进发。前头的队伍向左拐了个弯。这样特遣队就会朝南到奥斯威辛去，班瑞尔是明白这一点的；可是奥斯威辛要这么大批的劳动力去干什么呢？他少年时代进的经院就在那个地方，那是个只有小制造业的市镇，孤零零地座落在索拉河和维斯杜拉河汇合的沼泽地带。它主要是个铁路联轨站。那里没有重活。在路的转弯处，他看见一块写有黑体字的新箭头标志，钉在褪了色的奥斯威辛路标上。德国人在上面用了旧名字。班瑞尔从自己年轻时就记得这名字，那时奥斯威辛还属于奥地利。它不仅象德国名字通常听起来那样刺耳，而且听上去甚至不象奥斯威辛了。
拉宾诺维茨坐着装满生活用品的陈旧货车回来，后面跟着两辆装着淡水和柴油的槽车。这就激起了工作热情，从黄昏一直干到深夜。犹太人叫着、笑着、唱着，把货物传递到舷梯，传过甲板，传下舱口——一袋袋的面粉和土豆，一网袋一网袋生了虫的卷心菜和别的没长好的、疙疙瘩瘩的蔬菜，一捆捆的鱼干以及一箱箱的罐头食品。衣衫褴楼的土耳其船员把输油管和输水管搬到船上，只见这些管子不住地颠簸、跳动着，发出呻吟声；他们扣下舱口盖，笨手笨脚地修理着起锚机，盘起绳索，骂天骂地，用锤子敲打，东奔西跑。这艘旧船象是感染到即将启航所引起的兴奋，吱吱嘎嘎地响着，摇摇摆摆，把停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寒风阵阵掀起大浪涌过防波堤，然而高兴得说个没完的乘客不顾寒风，仍然拥挤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观看准备工作。当他们下去就餐时，在耀眼的半圆月下风已越来越大，将近八级了。
娜塔丽穿着一件紫色的绸衣服，脸上搽了点胭脂和口红，犹豫不决地站在拉宾诺维茨舱房门外摇晃的甲板上。紧紧裹住她双肩的是埃伦的灰围巾。她叹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嗨，喂，亨利太太。”
在肮脏的舱壁上原来钉那些裸体姑娘画片的地方显出一块块淡黄的长方形。除此以外，还是和以前一样充满臭气和凌乱：没有铺好的床、乱堆着的文件、盘旋的烟草烟雾和挂在衣钩上晃动着的衣服所散发出的劳动者气味。他关门时说：“这不是赛拉。爱罗斯基的衣服吗？”
“我是从她那儿买来的。”娜塔丽靠在门口稳住身子。“我讨厌者穿在身上的那件咖啡色羊毛衣服，真是讨厌极了。”
“我们去和尼斯当局谈话的时候，赛拉总是穿这件衣服。她对付法国人倒很有一套。”
“我对她简直不了解。我对于你们所有的人都太不了解啦2”
“你的娃娃怎样啦？”
“病了。他老是抓自己的右耳，他还发烧。”
“你带他去过医务室吗？”
“去过了。他们给了我一些丸药让他吃。”
“嗯。你们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还没拿定主意。”
“这并不困难。”他把办公桌前那张椅子让给她坐，自己蹲在铁甲板上。“怎么对你自己最有利，就决定怎么做。”
“你到底为什么把我们带上船来呢？你只有给自己添麻烦！”
“心血来潮，亨利太太。”他使劲吸烟。“我们由尼斯开船的时候并没打算停在这儿。发电机烧坏了。我只好在罗马弄一台发电机的电枢，同时再弄点儿钱。我和赫布。罗斯联系，他告诉我说你叔叔在那儿。我很钦佩他，所以——一”
“你的乘客都是从尼斯来的人么？”
“不，都不是。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现在是难民了，大多数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们本打算由黑海边的康斯坦察走——一般都是走这条路线的——可是为他们疏通的那个罗马尼亚人拿了他们的钱跑掉了。他们被犹太人代办处转来转去，转了几个月，最后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对犹太人说来，那倒是个不坏的地方，可是他们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到巴勒斯坦去。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瞧，就这么回事儿。”
“你们是直接去巴勒斯坦，还是经过土耳其？我听到过两种传说。”
“我说不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海上收到无线电信号的。”
“要是你们经过土耳其，你就得带你们的人非法穿过叙利亚的山区，是吗？敌对的阿拉伯国家？”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如果我们能直接回家，我们当然会这么做的。”
“你们的发动机会在海上出毛病吗？”
“不会的。我是船舶机械师。这条船是旧了，可这是法国货。法国人造的船都挺好。”
一可是超员呢？底下那些重重叠叠的铺位——简直象厕所里敞着的长槽！假如又来一次连续三天的暴风雨呢？疾病不就得蔓延了吗？“
“亨利太太，这些人是经常受到恶劣的条件锻炼的。”
“难道你就没想到过，”她拧着手里的围巾。“你们这条船开不成吗？办理离港手续可能只是个圈套，为了要把我叔叔悄悄骗走吗？就在维尔纳。贝克露面之后，你们拿到了你们的文件，这太巧了。”拉宾诺维茨做出表示怀疑的鬼脸。她很快地讲下去。“我现在想到一件事。要是我们离开‘救世主号’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会离开——可是要是我们离开，埃伦可以坚持要求直接去土耳其领事馆。我们在那儿等你通过海岸警卫队转播的信号，说你们已经过了三英里线。要是没有信号，我们就要求土耳其给予避难权，并且——你笑什么呀？”
“这儿没有土耳其领事馆。”
“你说过有的呀。”
“他是名誉领事，一个意大利银行家，可巧，是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挺帮忙的。最靠近的领事馆在亚得里亚海边的巴里。”
“唉，见鬼！”
“不管怎样，领事馆不象大使馆那样能给予避难权。”他微笑得更厉害了。“你很费了些脑筋，是吗？”
“唉，我连信号都想好了。”
“真的吗？是什么呢？”
“嗯——”她有些窘地讲了出来——“‘明年在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塞德餐的最后一句。”
“我懂得这是什么。”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严肃认真的表情。“听着，亨利太太，意大利人不需要大量饥饿的无国籍犹太人。我们会走的。你也该来。”
“哦，我应该？为什么呢？”船和码头碰撞，这个烟雾腾腾的小房间也就不住摇晃，使娜塔丽想要呕吐。
“就说因为你的娃娃是犹太血统，就该去犹太人的故国吧！”
“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是吗？问问德国人看。”
“嘿，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巴勒斯坦没有感情吗？一点都没有！我是个美国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嫁给了一个信基督教的海军军官。”
“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吧。”
这个问题使她吓了一跳。她很不自然地回答说：“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他在太平洋什么地方的潜艇上。”
他拿出一个破旧的皮夹，给她看了一个胸脯很大、头发浓密的黝黑姑娘的相片。“那是我的妻子。她是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被阿拉伯人炸死的，公共汽车炸掉了。”
“那太可怕了。”
“这是八年前发生的事。”
“可你还要我带我的孩子到那种地方去？”
“犹太人到哪儿生活都是在危险之中。”
“在美国就不。”
“在那里你们也是异乡之客。在巴勒斯坦你们就是在家里了。”
娜塔丽从她的钱袋里拿出一张拜伦穿军装的小小彩色照片。“这是我的丈夫。”
当拉宾诺维茨皱着眉头看照片时，拜伦的形象又在她的记忆中再现了。“他看上去挺年轻。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几个月来，她一直把她结婚的事置之脑后——那些愚蠢决定把她弄得晕头转向，结果独自躺在外国医院里生产，痛得神志昏迷，周围尽是陌生面孔，耳朵里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用意大利语讲的医学用语。尽管一看到红彤彤的皱皮肤娃娃，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美妙的爱情，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给毁了。她现在或多或少仍然这么认为。可是当她向这个巴勒斯坦人简单叙述往事的时候，拜伦。亨利的魔力和闯劲、他的机灵、他的孩子气的吸引力，全又从她心底涌起；还有，不管事情办得多么轻率，在里斯本短暂的蜜月是无比甜蜜的。她想——尽管她没对拉宾诺维茨说这些——享受过那样的欢乐，哪怕一辈子不能恢复健康也是值得的。何况，她又有了路易斯。
拉宾诺维茨倾听着，接着刚拍完的烟又点了一支烟。“你从来没碰到过象他那样的犹太小伙子吗？”
“是呀。和我一起出去玩的全都是些立志做医生、律师、作家、会计师或是大学教授的人。”
“中产阶级类型的。”
“是的。”
“带你儿子到巴勒斯坦去。他会长成象他父亲那样讲究实干的人。”
“万一发生意外呢？”娜塔丽怕自己在这儿码头旁边就可能晕船。这样摇摆真叫人直想呕吐。她由椅子上站起身，靠着舱壁。“我希望这条船能横渡地中海，可是以后怎么样呢？最终关进英国集中营？要不然带着一个娃娃穿过阿拉伯山区，被开枪打死或是被俘后杀死？”
“亨利太太滞他到锡耶纳会很危险。”
“那我也不知道。我叔叔和贝克一起吃中饭的时候，打电话和我们在罗马的代办谈过。代办劝埃伦去锡耶纳。他把这次航行称作我们的一次不必要冒险。”
“你们的代办让他相信一个希特勒的官僚吗？”
“他说他很了解贝克。他不是纳粹分子。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门尊重他。贝克提出明天开车带我们回罗马去，直接去大使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而且，老实讲——咐！”这小舱房的甲板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娜塔丽站不稳了，他跳起来扶住她，她倒在他身上，她的**撞在他的胸上。他紧紧的攥住她的两只上臂，随后轻轻地把她拉开。
“稳住。”
“对不起。”
“没关系。”
他松手把她放开了。她勉强笑了笑。她的双臂和**都感到痛。
“风向一直逆转着。气象报告也不好。可我们还是天一亮就开船。”
“这倒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许贝克不会那么早就来。”
“他会的，你最好作出决定。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个麻烦的问题，我看得出来。”
埃伦。杰斯特罗身穿蓝色的浴衣，稀疏的灰白头发都被吹乱了，他敲了敲门，随即打开门。“对不起打扰了。娃娃动得很特别，娜塔丽。”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先别害怕，马上来看看。”
拉宾诺维茨抓住她的手臂，他们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在月光下狂风扫过的甲板上急匆匆地跑着，娜塔丽被吹得披头散发。路易斯躺在床铺上篮子里，眼睛闭着，握紧着的拳头不断地向左右挥动。
“路易斯！”她俯身朝着他，两只手放在他扭动着的小小身体上。“孩子，孩子！醒醒——啊，他怎么不睁开眼睛啦！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乱扭着身子！”
拉宾诺维茨把裹着毯子的孩子抱了起来。“这是发烧引起的痉挛。别着急。婴儿痉挛很快就会好的。”路易斯的脑袋猛地从毯子上抬起来，眼睛仍然闭着。“我们带他去医务室吧。”
娜塔丽跟着他，跑到下层甲板那里光线阴暗、臭气扑鼻——厕所的臭气、挤在一起好久没洗澡的身体和衣眼发出的臭气、人嘴里呼出来的陈腐的臭气混成一股恶臭。拉宾诺维茨挤过在医务室门外的阻塞了通道的长队。在窄小的漆着白漆的舱房里，他把婴孩递给医生。那是一个形容枯槁的灰胡子老头，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医生愁容满面地解开裹着路易斯的毯子，看了看扭动着的身子，同意说这是痉挛。他无药可给。他用嘶哑、虚弱的声音、用德国意第绪语叫娜塔丽放心；“就是这个发炎的右耳朵引起的，你知道，发烧是并发症。我肯定这跟脑子无关。你可以指望他很快就会好。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他看上去并不象他说的话那么高兴。
“洗个热水澡怎么样？”拉宾诺维茨说。
“行啊，有好处的，可是这条船上没有热水，只有冷水淋浴。”
拉宾诺维茨抱起了路易斯，对娜塔丽说：“来。”
他们急急忙忙走下通道，到船上的厨房里去。这厨房哪怕在晚上已经收拾干净，关上了门，就象现在那样，仍是臭烘烘、油腻腻的。不过，有一件设备，一个巨大的桶，在摇曳的电灯光中闪闪发亮。汤是难民伙食中的主要东西。拉宾诺维茨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这个饭店锅炉，安装在这里。他敏捷地打开龙头和阀门。水流进了大桶，从桶底下一个喷嘴里蒸汽噗噗地冒了出来。
“试一试，”几秒钟后他说。“太烫吗？”
她把一只手浸了一下。“不。”
她挽起了自己紫色的衣袖，脱光那个扭动着的婴儿的衣服，把那小身体浸在温水里，直浸到下巴。“在他头上也弄一点水。”她照做了。路易斯僵直的背不久放松了。拉宾诺维茨又放进了些冷水。痉挛减轻了，她的儿子在她手里变软了，她怀着激动的希望看了拉宾诺维茨一眼。
“我的小弟弟痉挛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这么办的。”
蓝眼睛睁开了，婴孩的眼光对着娜塔丽，他有气无力地向她流露出小小的微笑，这一笑使她心痛得不得了。她对拉宾诺维茨说：“上帝保佑你。”
“把他带回到上面去，让他一直保持暖和，”拉宾诺维茨说。“我弟弟事后常常要睡几个小时哩。要是你还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如果必要的话，岸上有一个我们能去的诊所。”
过了些时，他来到她的舱房，往里看了看。里面点了两支蜡烛。他的脸和双手都给机油搞黑了。埃伦在上铺睡着了。娜塔丽坐在婴孩身边。她穿着浴衣，头发别了上去，一只手搭在盖着毯子的篮子上。
“他怎么样？”
“他睡熟了，不过睡熟的时候还老是揉那只耳朵呢。”.拉宾诺维茨拿出一个小小的扁瓶，倒满了一小玻璃杯。“喝这个，”他对娜塔丽说。“斯力弗维茨，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喝过斯力弗维茨的，喝过许多。”她一饮而尽。“谢谢你。这电是怎么搞的？”
“发电机又不行了。我正尽力修。你的蜡烛够么？”
“够的。要是修不好，你们能开船吗？”
“会修好的，我们会开走。再喝点斯力弗维茨吗？”
“不了。酒挺好。”
“回头见。”
大约凌晨二点左右，电灯忽明忽暗地亮了起来，娜塔丽开始收拾她从一个乘客那里买来的硬纸板箱子。这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她又继续熬夜照看孩子。这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夜，她心潮起伏，毫无结果地懊悔和思考往事，一直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中间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做着恶梦的瞌睡。婴孩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她不断地摸着他的前额，觉得前额似乎还凉；然而当舷窗开始发白时，他突然出了一身大汗。她只得给他换上干净的襁褓。
她提着箱子到舷梯去时，赫布。罗斯在微风吹拂的甲板上碰到了她。天开始亮了，一个晴朗可爱的日子。甲板满是兴高采烈的乘客。有一些乘客正在舱口盖上面围住一个拉六角手风琴的人唱歌，他们的手臂互相搭在肩上。一些土耳其船员大声地从码头到甲板来回吆喝，滑车那边传来闹哄哄的起吊声。
“天哪！”罗斯说道。“你不会真的这么干吧，娜塔丽？你不会把自己送到德国人的手里去吧？”
“我孩子病得要命。”
“亲爱的，孩子发烧是吓人的，可是他们好起来也快得惊人。只要在海上呆几天，你们就安全了，以后就永远安全了。安全和自由了！”
“你们可能要在海上呆几个星期呢。你们也许还得翻山越岭呢。”
“我们会成功的。你的娃娃也会好的。看看天气嘛，这可是个好预兆哩！”
他讲到关于天气的话倒是真的。海港平静了下来，风也似乎小了。维苏威好象用墨水画在苹果绿色的地平线上。幸福象花儿的芬芳一样散布在拥挤的甲板上。可是方才娜塔丽给路易斯换衣服时，他又打哆嗦了，乱抓耳朵，哭哭啼啼。她回想起那阵痉挛、医务室、可怕的夜、空气恶浊的下层甲板，就受不了啦。她把箱子放在舷梯口。“我想不会有人来偷这个的。不过，还是请看一下，只一会儿。”
“娜塔丽，你在做错事哪。”
她很快回来了，携带着躺在篮子里裹得严严的路易斯，她后面跟着披斗篷、戴帽子的杰斯特罗。贝克的梅塞德斯水箱上有个很大的外交标记——大红色的盾牌，白色的圆圈，粗黑的卐字——车到码头上就停住了。拉宾诺维茨这时站在舷梯口罗斯旁边，他的手、脸和工作服都搞脏了。他正用破布揩着双手。
随着梅塞德斯的到来，甲板上乘客们欢乐的合唱声一下子停止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瞧着那辆汽车和两个美国人。只剩下船员们沙哑的咒骂声、海水的溅泼声、海鸟的鸣叫声。拉宾诺维茨提起箱子，又从娜塔丽手中接过那只篮子。“好，让我来帮你拿。”
“你太好了。”
她正要踏上跳板时，赫布。罗斯朝她冲过来，抓住了她的胳膊。“娜塔丽！看在上帝的份上，要是你叔叔坚持的话，就让他下船去吧。他已经活够了，你和你的小孩还没有！”
拉宾诺维茨把这个美国人推到一边，对他咬牙切齿地说：“别做一个该死的傻瓜吧。”
维尔纳。贝克博士打扮得很花哨，穿着花呢外套，戴着灯芯绒帽子。他跳下梅塞德斯，打开了前后车门，鞠了个躬，微笑着。这个场面在娜塔丽眼睛前面旋转。当贝克把两只箱子装入汽车尾部的行李箱内时，杰斯特罗从前门上了车。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小心翼翼地把篮于放在后座上。“好啦，再见吧，杰斯特罗博士，”他说。“再见了，亨利太太。”
贝克坐在驾驶座上。
她哽咽地对拉宾诺维茨说；“我做得对吗？”
“算了。”他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脸颊。“明年在耶路撒冷。”
泪水涌到她的眼眶里。她吻了吻他的胡子拉茬、沾着油污的脸，蹒跚地上了车。他给她关上车门。“我们走吧！”他用意大利话对那些船员喊道。“收起跳板！”
随着杰斯特罗和贝克愉快地交谈，梅塞德斯驶下码头。娜塔丽俯身在婴孩的篮子上，强忍着眼泪的哽咽，使她的喉咙抽搐了。当这辆车朝北驶出那不勒斯，在一条没有人的碎石公路上行驶时，太阳升起来了，发出耀眼的白光。维尔纳。贝克把车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口，帮着娜塔丽下车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斜射到威尼托路。路易斯发高烧了。
红十字会在为被拘留者传递着邮件。在娜塔丽离开这里去锡耶纳之前，她给拜伦写了封信，告诉他发生了的事情，内容大致如下：由于我又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是你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叫作文明世界的话——我能发现自己做了一件慎重的事情。我们安全而舒适。一个美国医生在给路易斯治病，他在复原之中。那艘船真可怕。天知道那些人会有什么遭遇。不过，我仍希望自己不曾对这艘船感到那么恶心。我要听到“救世主号”的下落后才能安下心来。
除了牵挂下落不明的妻子和儿子，拜伦。亨利倒是挺喜欢这场和日本进行的新战争。这使他一度摆脱了“乌贼号”和它的吹毛求疵的艇长，承担了甲美地海军基地废墟的物资挖掘工作。在炸毁了的碎石和烧焦了的断木下面，在烧焦了的盒子和板条箱里，装有大量珍贵的军需品——电子装备、衣服、食物、机械、水雷、弹药，千把种让舰队发挥作用的必需品；首先，各种零件现在比金刚钻更需要。拜伦带着一个相当大的工作队天天挖掘这些物资，装车朝西运到巴丹。
他在甲美地受到袭击时，从炮火中抢救鱼雷的功绩，使他直接从哈特将军的司令部得到这一委任。只要他能从这个西面环抱着海湾的半岛上——美军正在这里挖进山去，准备可能受到长期围困——提供物资，他在烧毁了的废墟中就受有全权委托。这样的行动自由使拜伦心旷神怡。他对文书工作和规章制度的蔑视使他在“乌贼号”船上的日子非常难过，但干捡垃圾这一行，倒是他最大的优点。为了推动工作，他签署任何文件，编造任何谎话。他征用闲着的人手和车辆，好象他就是将军本人。为了克服障碍，消除争端，他利用被火烟熏黑了的一箱箱啤酒和烟卷，这些东西他是在废墟中偶然发现的一个大地窖里弄到的，它们却象金币一样顶事呢。他的司机和搬运工也都得到很多这类东西。他确保他们吃得好。必要时候，他还厚着脸皮以紧急情况为借口，把他们带到军官食堂去。
有一次空袭期间，他让十七个他的人长驱直入“马尼拉旅馆”的餐厅。就当炸弹在海滨爆炸的时候，这一帮满身污垢、汗流浃背的工人，围着白餐巾，一边听弦乐，一边吃着豪华的午饭。他用印刷精致的海军支票付这餐很贵的饭账，还自己掏腰包，另加一张五块的美元算小费；接着，他很快地走出去，撇下侍者头儿半信半疑地瞪着这张薄薄的蓝纸。就这样，拜伦使得他那帮由水手、码头工人、海军陆战队员以及卡车司机杂凑起来的挖掘工人——菲律宾人、美国人、中国人，他全都不在乎——高高兴兴地由黎明苦干到黄昏。他们紧紧地跟着他，因为他让他们老是有事干，象驯兽人把鱼儿扔给他的海豹一样给他们好处，对他们在碎石堆里小偷小摸行为只当没看见。
被摧毁的臭气冲天的甲美地基地使他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华沙，在那儿他和娜塔丽正赶上希特勒入侵。这可是另一种战争：从热带晴朗的天空中偶尔投下的炸弹，使舰艇起火，使海滨棕榈树丛中冒起许多火焰；和摧毁波兰首都的暴风雨似的德国炮弹和炸弹全然不同，也没有敌人逼近的恐怖。甲美地已被炸得一塌胡涂了，一个彻底炸毁了的军事目标，但那基地只是马尼拉湾一百英里长安然无恙的海岸线上一个硝烟滚滚的污点。城市本身仍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样子：灼人的暑热、强烈得眩眼的阳光、来来往往的拥挤的汽车和慢腾腾的牛车，几个白人和成群的菲律宾人在人行道上溜达。警报、大火、沙袋，小小的日本轰炸机在尽是棕榈树的绿色小山上空隐隐出现，带着黑烟的砰砰响的高射炮弹差着一大截，根本打不到，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战争场面——在感觉上略微有点象电影中的战争。
拜伦知道事情会变得更棘手。悲观的谣言大量流传。譬如说，整个太平洋舰队已经在珍珠港被炸沉，包括全部航空母舰在内，但应该承担罪责的总统扣压着这个灾难性消息。再不，就是说麦克阿瑟宣布的“小股”敌人在吕宋登陆是在扯谎；又说日本军队已经大批登陆，有几千辆坦克在隆隆开向马尼拉，等等，等等。大多数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告诉他们的话：日本人在北部登陆是少量佯攻，已经被遏制住了，而且大量援军正在途中。同样也有乐观的谣传，说是有一支庞大的增援护航舰队已经从旧金山出发，运来一个海军陆战师和三个机械化陆军师，外加两艘满载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航空母舰。
拜伦对任何一种讲法都不太感兴趣。潜艇一接到通知，半小时内就能离开吕宋。至于他在珍珠港的父亲和哥哥，维克多。亨利在拜伦看来是不可摧毁的，而他怀疑“企业号”已经沉没。这总会水落石出的。只要他肯定娜塔丽和婴孩已在回家的途中，他就会很高兴了。这个工作真是上天恩赐的，它使他白天太忙，而晚上又太累，以致无法操心太多。
这段美好的时光突然结束了。他让送货的卡车队停在马尼拉商业区去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碰到手里拿着一个厚厚信封的布朗奇。胡班正从马思曼大楼里出来。胡班在阳光中眨巴着眼睛。
“好哇，好哇，正巧是勃拉尼。亨利本人，无拘无束得象只鹅啦！”“乌贼号”艇长抓住了他的胳膊。“这下子倒省事了。”
胡班漂亮的脸上有一种严厉的神情；下巴朝前翘得厉害；整齐的克拉克。盖博式的小胡子看上去竖了起来。他斜膘了一下那四辆满载的卡车，又朝拜伦的那一帮工人看了一眼。他们都光着胸脯，或是穿着肮脏的汗背心，从罐头里喝着微温的啤酒。“到马里韦莱斯去，对吗？”
“是的，长官，等我汇报之后。”
“我也一路乘车去。你这里的职务要解除了。”
“长官。柏西菲尔中校等着要见我，，而且——”
“柏西菲尔中校的意思我全知道。去吧！我等着。”
柏西菲尔告诉拜伦说少将要见他，并且加了几句：“亨利少尉，你己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会想念你的。把你的人手和车辆都移交给在马里韦莱斯的塔利上校吧。”
拜伦被一个文书军士领去见亚洲舰队总司令，一个穿一身白制服的干瘪小老头。他坐在特大的办公桌前，面对着棕榈树成行的蓝色海湾的壮丽全景。
“你是帕格。亨利的儿子，是吗？华伦的弟弟？”哈特带着鼻音这样说，但没打招呼。他的圆脸饱经风霜，有红褐色的道道斑斑，显出一副受尽煎熬的样子，脖子上全是一条条粗粗细细的晒斑。他在转椅上坐得直挺挺的。
“是的，少将。”
“我想也是的。我主管海军学院的时候，华伦是大队长。真是个前途无量的人啊，华伦。你父亲是个杰出的人物。看一下这个。”他把一份电报递给拜伦。
发件人：人事局长收件人：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上校解除加利福尼亚号（BB—44）舰长职务改任诺思安普敦号（CA—26）舰长看来“加利福尼亚号”失去战斗力了，他父亲仅仅弄到一艘巡洋舰I这倒是个新闻哩！可是这个在整个亚洲战场上负责海军的托马斯。哈特为什么要对一个少尉特别注意呢？
“谢谢，将军。”
“‘诺思安普敦号’，一个不坏的安慰奖，”哈特用粗鲁低哑的声调说。“‘加利福尼亚号’陷在珍珠港的泥浆里了，船身被鱼雷炸了一个该死的大洞。这可是机密。喂，你看上去是个异乎寻常的小伙子，嗨，少尉？”上将拿起两份夹在一起的文件。“看来，因为你在轰炸中从甲美地抢出了大量鱼雷，已经有一份保举信提到了你。我作为一个潜艇人员，很欣赏这功绩。我们很缺乏鱼雷。而且你还一直搞回其他有用的东西，我知道泡括水雷。干得好！另一方面，年轻人——－”他翻过一页纸，脸色不高兴了，“你竟然请求调到大西洋去服役！”哈特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交叉在下巴下，瞪着眼。“我要看一下亨利的这个孩子在这样的时候居然提出这种要求来。”
“长官，我妻子——”
哈特的敌对的表情缓和了，他的声调也缓和了。“是的，我听说你妻子是犹太人，并且她带着一个婴儿，可能会在意大利被捕。这事情很糟，我是同情的，可是你又能对这情况做些什么事呢？”
“长官，要是碰巧有什么要做的话，我就会离他们近一万英里。”
“可是我们这儿需要潜艇军官。我正在从供应部门和岸上搜罗这些人哪。也许你的妻子现在已经回家了，谁说得准。难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吗？”
“不大可能，不过即使真的是这样，我还从来没看到过我的儿子呢，将军。”
哈特盯着拜伦看，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你可以走了。”
在一辆装满一箱箱水雷、吱嘎吱嘎开着的军用卡车里，布朗奇。胡班挨着拜伦坐在司机座上，到巴丹去的路程真是又长又问。他在马里韦莱斯海军司令部向他的那帮工人告别。他们正开始卸货，只是随随便便地挥挥手，咕哝了几句作为回答。他怀疑他们能在一起呆久。
“喂，”当军舰上的小艇慢悠悠地驶出去，经过绿色的、处处岩石的科雷吉多尔岛，进入吹拂着微风的海湾时，胡班快活地说，“下一个问题是，‘乌贼号’在哪里？”他留神四顾周围一片空荡荡的海面。马尼拉在地平线那边三十英里外，空袭后的烟雾标明了它的位置所在。看不到一艘船；看不到一条拖船；看不到一只运垃圾的驳船。因为害怕轰炸，海湾里的船都开掉了。“中队就潜伏在这一带海底，拜伦。我们等着吧。”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潜望镜从波面升起一下，四面看看，又消失了。这时那条小艇顶风停着，摇摇摆摆。终于一个潜望镜冒了出来，转了一下，象海蛇的湿漉漉的脑袋一样凝视着小艇，朝它移去。深色的船身浮出海面，冲出一道道白色的水花；不久，拜伦又回到了狭窄的“乌贼号”上。尽管他很不喜欢，它还是使他有回家的感觉和味道。
副艇长说艇上已经接到他的调令，这使他吃了一惊。他不相信地叫起来，埃斯特上尉却坚持说：“接替的人在这儿了，我告诉你，就是奎恩少尉，你认得他，离开可怜的老‘海狮号’的时候，那家伙喝了不少海水呢。他们正在重新安排那艘潜艇上的军官。有一封你的保举信，我的小伙子，可是将军却要把你调到大西洋去。”
拜伦假装若无其事地说：“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呢，‘夫人’？”
“忍耐一下吧。奎恩只在海上呆过四个月，他要取得资格才行。顺便提一句，军官餐室开会，还有两分钟就开始了。”
脸色苍白、爱咬手指甲的奎恩少尉新近才离开一艘在甲美地沉没的潜艇，在那张绿面小桌旁他是唯一的新面孔。胡班艇长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地出席了。拜伦想道，他不但显得年轻了一些，而且也不那么叫人反感了；这个爱好打扮的在和平时期飞黄腾达、在女人中厮混惯了的家伙，这会儿成了挺顶真的军官。
“要是你们哪一位对这艘潜艇有疑问，”胡班咧了咧嘴，把用旧了磨损了的北太平洋的水道测量局航海图摊开在桌上，“这是一条在战斗中受过伤的潜艇。没有很多的机会让它在海上彻底修好，因此——司令部下令说，诸位，要作好准备，进行一级战备侦察。三天之内完成维修工作，要不然就别修了。我们维修完，装上给养和鱼雷就出发。有情报说，大队的运输船由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天知道还有什么舰只护航，已经离开日本本国诸岛，要大举进犯吕宋。目的地嘛，很可能是仁牙因湾。‘乌贼号’和中队的大部分舰艇都把侦察当作过圣诞节一样。我们的命令很简单。目标嘛，先后的次序是：第一，运载部队的船只；第二，主要的作战舰；第三，任何战舰；第四，任何日本船只。”
拜伦背上一阵颤栗。他看见桌子周围尽是紧闭的嘴巴、睁大的眼睛、严肃的表情；卡塔尔。埃斯特的长脸上闪过古怪的微笑。
艇长拍了拍蓝黄色的航海图。“好吧。首先，研究一下基本情况。我们这儿离东京一千八百英里。离一直出动飞机对我们狂轰滥炸的台湾轰炸机基地五百英里。离旧金山七千英里，小伙子们。离珍珠港四千多英里。
“你们也知道，关岛和威克岛看来是保不住了。它们可能在一星期内成为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空军基地。”胡班的手指在破破烂烂、皱皱巴巴的航海图上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因此我们的交通线被切断了。我们就在日本的后院内，被包围了和陷入了罗网。就这么回事。我们怎么会落入这样的困境的，有朝一日你们可以问问那些政客。此刻，救助只能由海上来到菲律宾，经过日本空军航程够不到的萨摩亚群岛和澳大利亚这条漫长的路程。每一条路都长一万英里。”他意味深长地环顾了一下桌子四周。
“顺便提一句，关于从旧金山开来庞大护航队的传说是安抚民心的空话。别当它一回事。我们将在受敌人控制的海域里侦察。亚洲舰队的其他舰艇将朝南开往爪哇。它们禁不起轰炸机袭击。只有潜艇留下。我们的任务是骚乱日本远征军主力的登陆——在那里，自然不用说，驱逐舰会象狗背上的跳蚤那么多。”又朝四周看了一眼，露出刚强而高兴的微笑，“有问题吗？”
埃斯特没精打采，懒懒散散地坐着，举起了一只手。“先后次序的第四条是什么，长官？任何日本船只？”
“一点不错。”
“没有武装的商船和油轮也一样？”
“我说的是任何日本船只。”
“我们遵守日内瓦公约规定的程序，当然啦——警告，搜查，让船员上小船，以及其他等等。”
胡班从一个马尼拉麻纸信封里抽出几张印着文字的粗糙、灰色的纸。“好，这是关于那一点的命令。”他轻轻弹了弹那几张纸。他的声音变成朗读的单调语气。“在这儿呐——‘十二月八日，本部接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来的如下紧急命令：不断地、无限制地对日进行潜艇战。”’胡班停下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的军官们一眼。“‘乌贼号’将遵命办理。”
“艇长，”拜伦说，“难道一九一七年我们不就是为了德国这么做对德宣战的吗？”
“你提出这一点来很好。情况不一样。德国人打沉中立国的船只。我们只进攻敌船。‘无限制’在这儿意味着军舰或商船，一样对待。”
“长官，那么第二十二条呢？”奎恩少尉举起一只指甲被啃过的瘦骨磷鲜的手指说。
胡班没有了小胡子，笑起来很孩子气。“好。你为了取得资格才记住这些条例，再背一遍。”
奎恩用呆板平淡的声音很不自然地背道。“除了商船在接到正式命令后坚持拒绝停航的情况下，如商船上的乘客、船员和该船的证明文件尚未送到安全地点，潜艇不得将商船击沉或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就此而言，商船上的救生艇不被认为安全地点，除非在当时的海洋和天气条件下，附近有陆地或者有另一艘能够接纳乘客和船员的船在场，乘客和船员的安全能获得保证。”
“好极了，”胡班说。“忘掉它吧。”奎恩看上去象只受惊的家禽。“诸位，日本人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只字不提，就进攻珍珠港。我们没有抛开文明战争的规则，他们却抛开了。我们受的训练不是用来对付这种战争的，可是我们确确实实遇到了这种战争。遇到了也好。等我们搞完了那套烦琐的仪式，我们的目标早就发出呼救信号，日本飞机也已经象蝗虫似的正在我们头顶上了。”
“艇长，让我领会一下你的意思。”埃斯特擦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粗粗的灰色雪茄。“这就是说假如我们看到它们，我们就击沉它们吗？”
“我们看到它们，‘夫人’，我们认出它们，然后我们击沉它们。”他脸上流露出开玩笑的狞笑。“拿不准的话，当然，我们就便宜它们。我们拍照。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么会就开到这儿吧，诸位。”
军官们离开餐室时，艇长说：“勃拉尼！”
“是，长官。”
拜伦转过身来。胡班伸出一只手，微笑着。这无声的动作、这年轻的笑容象是把六个月来紧张的敌意一笔勾销了。这就是领导艺术，拜伦想道。他握住了艇长的手。胡班说：“我真高兴你至少和我们一起作一次战备侦察。”
“我正盼着哩，艇长。”
天一亮，他就起来了，拼命地干活；他还在鱼雷舱里同他的上司和船员们一起干得很晚，为战备侦察作好准备。拜伦。亨利难得睡不着觉，可是今晚一个劲儿地怀念起他的妻子和儿子来。在他现在和奎恩合住的舱房里全是他的纪念品：贴在舱壁上的她的照片、那些看了又看、看得破烂发皱的信、在里斯本从她那里偷偷拿来的围巾和婴儿唯一的广张快照。他在黑夜里完全清醒地躺着，发觉自己在重温匆匆忙忙的浪漫史里那些最好的时刻——他们的初次相见、他们在波兰的历险、她在杰斯特罗别墅的粉红色闺房里的爱情表白、迈阿密的约会、里斯本三天蜜月中疯狂的爱情生活和在雾濛濛的黎明码头上的道别。他能够详细回忆起这些情景、她的和他的话、她最最细微的动作、她眼睛里的神情；可是这些记忆已经变得迟钝了，就象旧唱片放的次数太多一样。他试着想象如今她在哪里，他的孩子象什么模样。他尽情幻想着热情的团聚。听到他的调令已到艇上，他就象得了一颗宝石似的；这第一次的战备侦察将是他在“乌贼号”上的最后一次航行；要是他经过这次侦察能保住性命，他就要去大西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