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唐宁可不仅仅是来看热闹的，他是想搜集一下这里的素材，然后考虑拍摄一部纪录片，虽然他知道这样的片子肯定不赚钱，但可能是由于年龄和地位的增长，他现在看待问题的角度已经和刚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
吉米虽然非常不看好唐宁的这个创意，但还是尽力的在帮他寻找适合的纪录片导演和编剧，可惜在好莱坞这个娱乐至上的地方，艺术片的导演都不好找呢，更别说这种纪录片导演了。
但是出乎吉米和唐宁预料的是，唐宁的这个无心之举，居然引起了一位世界级大导演的兴趣，他就是查尔斯斯宾赛“查理”卓别林爵士！
对于这位著名的英国喜剧演员、现代喜剧电影的奠基人，想必没有一个人会不熟悉他。当唐宁听闻这位卓别林爵士对自己的创意很感兴趣并且想跟他谈一谈的时候，大喜过望之下立刻就飞到了美国。
虽然卓别林在好莱坞的早期和中期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此时他与好莱坞甚至是美国政府的关系都很僵，在既有1952年麦卡锡主义对他的迫害，也有着他自身性格上执拗的原因。
由于在、和等影片中的亲苏言论，卓别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被一个记者当面提问：“卓别林先生，请问您是**员么？”
按说在麦卡锡风波这种风头浪尖的时候，说话做事都应该谨慎一点，但是卓别林却毫无顾忌的说道：“不，我不是。但我应该被称为**同情者，我认为在战争初期苏联为我们守住了前线，对此我心怀感激，我觉得我们都欠苏联一个人情！”
您说，在冷战时期、苏美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你发布这种言论，那政府怎么可能不收拾你？于是卓别林的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都遭到了抵制。最后他连拍摄成本都没收回来。
于是卓别林远走巴黎，并且在巴黎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向好莱坞宣战”的文章，向全世界控诉他所遭遇的迫害，而美国政府的反应则更彻底，直接在1952年9月由司法部发表声明，永久性拒绝卓别林入境，至此他与生活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国水火不容。
好在到了六十年代。由于冷战的变化和越战的来临以及麦卡锡风波的彻底结束，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卓别林的态度。此时他已经回到美国开始筹拍他的新作品和，1963年，他在纽约组织了自己的电影节。1972年，他在奥斯卡有史以来最热烈且持续时间最长的起立鼓掌声中，接受了美国电影学院颁发的奥斯卡特殊成就奖。1972年造访美国期间，83岁高龄的卓别林说自己早已放弃了激进的政治主张。
此时正是处于他和美国政府的缓和期，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一次风波之后他已经不想再去拍摄挑衅政府的政治性题材电影，但是他对于这种题材还是由衷的喜欢，所以在听闻有人打算拍摄一部借由柏林墙反映东德民众向往自由的纪录片的时候。立刻就产生了兴趣，不让我我讽刺美国，那我讽刺苏联这总没问题了吧。
尤其是当他听闻这个提出创意的人就是托尼唐宁的时候，兴趣就更大了，因为他也与梅兰芳是好朋友，早在1930年梅兰芳剧团到美国六大城市访问演出的时候，就曾经在洛杉矶的一次欢迎宴会上与卓别林相识。随后，卓别林还邀请梅兰芳去好莱坞观光，当时卓别林正在那里拍摄影片。两人合影留念，临别时，梅兰芳与卓别林约定，如来中国。一定到梅家作客。
六年之后，卓别林和宝莲高黛新婚燕尔，到国外作蜜月旅行，船经上海，靠岸两天，特意去“梅华诗屋”拜访了梅兰芳，正好那天上海的新光大戏院正在上演马连良的。卓别林不仅看的非常入神，而且非常喜欢其中马富禄饰演的丑角贾桂，觉得表演的细致入微、将人物形象刻画的非常成功，如果时间允许，他也想换上贾桂的这身装扮跟马连良合张影，最后由于时间因时间紧迫，只好穿着西服同未曾卸装的马连良合拍了一张拱手问候的照片。
对于这位老人，无论是从他的年纪还是他的地位，唐宁都是要恭恭敬敬的，所以主动上前说道：“卓别林爵士，您好，很荣幸今天能够有机会和您见面！”
卓别林跟他握手之后，热情的招呼他坐下：“不用这么客气，虽然咱们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咱们都有共同的朋友，中国的梅！自从36年我去上海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听说他前年去你那里演出了，怎么样，他的身体还好么？”
唐宁连忙答道：“梅大师的身体很好，还能照常上台进行表演，这次他表演的在东京非常受欢迎。”
卓别林点点头：“梅的表演功力是毋庸置疑的，可惜他现在没法来到美国进行演出，而我也不方便去中国，哎，这该死的政治!”
听到这话，唐宁心里一激灵，心道您老人家还没吃够这政治的亏啊，都这把年纪了，可别再瞎折腾了，于是赶紧岔开话题：“额，听说爵士您对这部关于柏林墙的纪录片有兴趣？”
卓别林解释道：“嗯，我看过你的草稿，觉得无论是潜水艇还是热气球，尤其是那个懒惰随性的阿根廷小伙子的遭遇，都很适合改成喜剧电影，而且我想这种电影在美国总不会被禁吧。”
唐宁心道那是，在美国肯定不会被禁，但在苏联就妥妥的得被禁，但是嘴上还是得道：“我想肯定不会，不过是否适合改编成喜剧电影，这方面您是大师，我听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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