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第24章 大生产运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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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王朝时期的“陕西省”在后世应该称为陕甘地区,因为那时的陕西本来就是陕西和甘肃两省合并而来,地区行政首脑称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只不过所辖区域扩大之后,习惯仍称陕西省。
    其实,大明陕西省的辖区还不止,它囊括了后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及青海省海晏、共和以东地区。治所倒是没变,还是设在西安府。
    陕西省领8府、2直隶州,属州21、属县95。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户294526,人口2316569;万历六年(1578)有户394423,人口4502067。
    陕西省的灾情,实际上从天启年间就有所显现。
    那几年的降雨量只是万历早期年间的一半,这对于基本看天吃饭的大明王朝农事生产的影响几乎就是致命的。
    实际上也不止陕西一省,大明王朝的北方地区几乎都是如此景象,只是三秦地区的民风向来彪悍,皇帝陛下才格外重视。
    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并没有试图一下子就在全省推开皇帝陛下的赈灾之策,而是经过审慎的考量之后,选择了延安府做为试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并予以改善,然后再向全省推广。
    这也是君臣事先商量好的步骤。
    徐光启早已过花甲,差不多可以到达“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况且佐以一向低调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做事稳妥当为必然。但是,皇帝陛下是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如何能够率先提出“试点”这样好点子。没办法,只能用天纵神明来形容了。
    殊不知那一世的政fǔ,对于所有的影响范围比较广的国计民生方面的大政方针,在正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之前,几乎都要在小一些的范围内进行试点。
    说起来,还有一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君臣二人的往来函商中,皇帝陛下曾叮嘱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数项措施之一,就是准备一定数量的地窨子,以备储存即将运至陕西的红薯种子。
    当时徐光启看到皇帝陛下的此一指令时,竟然不由自主地惊出了一身冷汗。
    南方温暖,自然不用考虑冻馁,可陕西的气候是绝对无法与云贵等地相比的。种子下地,是要在三四月份。之前红薯种子的输送,开始必定是比较零散的,等朝廷真正兑现早已宣传的承诺,才会逐渐有大批的商人或贩夫走卒加入到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向陕西输送红薯种子的大军中去。因此,中间必定要有一个陆续的过程,不可能在三四月份一起到达陕西的指定地点。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居民也向有掘窑洞而居的习俗,农家中地窨子肯定也是屡见不鲜,稍事修正和加固就可以利用。
    徐光启感到后怕的,皇帝陛下做为一个不知稼穑的弱冠少年,是如何想到还要为红薯种子准备储存之所的。
    这又是一个根本无法解释之处,徐光启也只有再次将此归结为天纵神明了。
    其实,两世中皇帝陛下都没有从事过农事生产。可在那一世中,红薯白薯已经是“风靡”东西南北,因此对于有关的事情,很多都是耳熟能详。
    一天,在乾清宫的暖阁中,皇帝陛下批完了一些奏章之后,接过王承恩端来的香茗,一边喝着,一边看着铜盆中冒出的蓝色火苗,“要是有红薯就好了,”这个念头一出现,鼻端就似乎马上闻到了烤地瓜那浓浓的味道。
    于是,将那一盏茶喝尽之后,皇帝陛下又重新回到御案之后,在给徐光启信件的最后,又添上了几句话。
    因此,说起来,皇帝陛下也只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当然了,要说皇帝陛下有剽窃嫌疑也不为过,只是这一世绝不会出现有人出面“维权”现象。
    陕西省延安府在宋、元时期称延安路,大明洪武二年(1369)五月改为延安府,治所设在肤施,领肤施、凤翔、安塞等9县、另有绥德州等3州,州领7县。
    绥德州下辖只有一个绥德县,境内有黄河、无定河和大理河,编户只有十里,因此有足够的荒地可供开垦。
    因为时间紧迫,徐光启也无法仔细考察,只能在粗粗检视一番之后,即将绥德州做为此番试点的区域。
    所谓试点,主要还是人员的培训。按照君臣事先的筹划,参加培训的人员,一部分是从各地官府调集来的吏胥,一部分就是随同徐光启一路而来的锦衣卫。
    吏胥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等情况,可廉洁和忠诚方面大有疑问;锦衣卫的忠诚度无可比拟,可昧于当地民情。两者结合,实在是最佳的组合。
    对了,皇帝陛下将这称为“搭档”。
    到底是时间实在紧迫,很多事情也只能不得已采取权宜之计。
    几天之后,徐光启就从吏胥中挑选了一些看起来人品比较可靠的人员,搭配上锦衣卫就派往了延安府各地。他们的任务,是去组织流民,在划定的荒地开始简单的修正土地。
    因为皇帝陛下的圣旨早已经通告陕西全境,大批大批饘粥不继之人已经开始在当地官府附近聚集,要求参加皇帝陛下的“以工代赈”。
    而有着皇帝陛下“以工代赈”的护身符,地方官府不能驱散他们的。不仅不能强行驱散,而且还要小心伺候。
    为了避免生变,地方官府只好一面好言抚慰,将他们临时安置到早已划定的待开垦的地块,一面又每天安排人维持秩序,并且开设了粥场,让他们勉强果腹,再去做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劳作。
    另外还有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陕西周边地区也有很多很多的流民闻听了信息之后,逐渐向陕西境内的官府所在地聚拢。如果不立即着手开始疏导的话,不定什么时候就很有可能发生民变。
    在这种状况下,“民变”二字是足可以令人闻之色变的。
    要是在自己的治下发生民变,地方官府的罪过可就大了。而且这流民都是被皇帝陛下的圣旨招来的,搭上笑脸和粥场也就罢了,如果还有搭上官帽的风险,那他们可就感到冤枉哀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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