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三章 粮草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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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题记
    第123章粮草先行
    除此之外,萧逸依稀还记得当初一些颇为理智的学者,在关于讨论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时,出于辟谣的目的,所发表的一片文章。
    ……
    该学者指出:如果弹药补给不配套,有弹无药或有药无弹均无法使用。
    文章内容大抵如此:
    根据北洋海军的往来电文,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军械局所提供的炮弹和药包数量上并不相符。
    其中九月初八(10月6日)的电文中提到发运150毫米炮弹100颗,而150毫米药袋有700出,多出了600出,六寸炮药袋则多出100出。
    而按照根据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月4日)的电报提出的生产计划数算,也多出十五生装好栗药二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另外北洋海军还在海战后请领了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
    这些应当是之前北洋海军所短缺的部分,否则光制造发射药包是没有任何意义。
    由此可见“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的说法当不是空穴来风。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战后日军所做的缴获物资统计中得到证实。
    按照日军的统计,共在刘公岛缴获210毫米炮弹423发,150毫米炮弹229发,而21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182出,15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93出,210毫米炮短缺药包241出,150毫米炮短缺药包136出。
    不独海军,刘公岛上炮台和守军的火炮情况也是如此,以战后的75毫米克虏伯野炮统计为例,战后22门75毫米克虏伯野炮共有炮弹3850发,而装药则仅有176出,短缺3674出。
    如此算来,北洋海军战前实际能有效使用的炮弹数量就更加少了。
    以“平远”的260毫米火炮为例。
    在黄海海战中,“平远”共发射260毫米炮弹10发,而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海战后还有炮弹35发。由于此种炮弹国内不能生产,皆需向外国购置。
    海战后虽然已经向国外订购了70发,但是要到次年的二月才能到货,此时还未到货。这说明战前共有260毫米炮弹45发。
    而战后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当为当前库存炮弹所配,同时在战后日本的统计里,也没有260毫米火炮所使用的炮弹和药包,显然已经都消耗殆尽,这说明在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以后两者数字是刚好配套的。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实际在海战中可用的260毫米炮弹,仅仅只有15发而已。北洋海军弹药之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当时的克虏伯炮开花弹引信是在炮弹使用前安装上去,开花弹要发挥出其威力,尚需合适的引信。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引信的话,发现短缺的情况也很严重,战后日本统计共缴获克虏伯炮用引信150个,而对应的,仅海军的305毫米、210毫米、150毫米克虏伯炮开花弹就有673发,短缺423个,如果算上炮台所使用的克式开花弹,短缺将更为严重。
    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缺少引信的开花弹,事实上只能当实心弹用。
    由于目前缺乏相关数据,我们并不能确认海战前信管是否短缺,但是显然,这种情况的存在和后路补给存在问题有很大关系。
    由以上两点来看,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来证明海战前北洋海军缺少弹药。
    但是事实上北洋海军就曾经面临过炮弹供应不足的情况。
    1889年秋季北洋海军在大连湾会操时,因为各舰炮弹缺乏,不得不“各船通融挪用”,才使得会操顺利进行。
    由此可知,舰上平时所储备炮弹数量并不多,主要还是存放在旅顺基地,需要时再领。
    战争爆发之前,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北洋海军在威海基地开始备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加紧补充弹药:
    函件中丁汝昌所请各项弹药,虽无明确记录说明是否运到,但是丁汝昌在其后并未就此向龚照玙催要,而且此次丁汝昌是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旅顺库存请领,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在其后不久当已经到位。同时从上文我们不难看出,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弹药储备情况相当的了解,这间接的证明了他对北洋海军后勤是非常重视的。
    在六月十三日(7月15日),丁汝昌再度函告龚照玙,要求将“各船不足药弹除未经购置不计外,就现有未经运到,择其急需各宗,饬陈游击开具清摺,请饬其检照检齐,交定远带威,其余因(刘公)岛上无处存放,请暂存旅,候用再取”。
    此次与上两次不同,丁汝昌并不是按照存放情况来提取物资,而是按照各舰弹药不足的实际情况“开具清折”来申请补给。不过丁汝昌也考虑了龚照玙的难处,所以注明将需要另行购置的排除在外。
    虽然如此,旅顺现有物资储备还是不能满足丁汝昌的急需。在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丁汝昌复龚照玙函中提到,定远已经返回,带回的龚照玙“现在无存请津赶运军火一摺”。
    这两份信函并无收录明细清单,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丁汝昌所请的北洋各舰所缺弹药究竟是哪些,也无从得知还有哪些是旅顺所不能提供的。但是由前文可知,丁汝昌这次请领的不过是“各舰不足弹药”已经购置的“择其急需各宗”而已,对于丁汝昌所提的要求数量应该并不算多的弹药,旅顺都表示不能满足需要。
    可见旅顺所储备的弹药并不十分充足。
    而我们也由此可以知道,到此时为止,北洋舰队用于备战的弹药尚不充足,不能满足作战之需。
    对此,丁汝昌也无可奈何,只能答复“至函请津局续运之件,一经由津起程,务祈先赠电音,以便预筹闲舰,届时取运,倘蒙知照,得以由津径运来威,则更为简速”。
    同日,“利运”号运输船自天津运军火抵威海,其中注归海军一批。
    但是根据丁汝昌和盛宣怀的往来电文我们可以知道,六月十七日(7月19日),丁汝昌在致盛宣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侯利运到,赶装水雷等件”。
    在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丁汝昌给盛宣怀的电文中又写到“刻利运到,函件收悉”,“利运本拟充装雷械随守大同”。
    由此看来,此批运送的物资在六月十七日(7月19日)就已经确定,主要是水雷等件,应当不包括旅顺所短缺的那部分物资。
    由于军情紧急,丁汝昌对于舰队短缺的物资非常关注,一再向有关方面发函催促。在回复龚照玙的第二天,丁汝昌就给盛宣怀、张士衍致函,里面提到:
    “五十七密里快炮应需方块大粒药,除前到两千磅外,尚短四千磅,洵现时孔迫之需。津中既能自制,谅易照给,迅运来威。”
    次日,丁汝昌在给龚照玙的函中再次提到:“五十七密快炮仍需方块大粒药四千磅应用,伏希电催楚宝(张士衍)遄寄”。
    我们并不知道丁汝昌催要的这些物资是否是北洋各舰所缺的弹药其中之一,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一点。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函催要,可见丁汝昌的急迫心情,也可以看到丁汝昌对于弹药补给的重视性,那么所谓炮弹不足“责任无疑在丁汝昌,与后路的弹药供应无关”这一说法也自然不攻自破。
    在8月1日和8月7日,“利运”分别由天津运来军火若干,其中包括扬威等补领的军火、克虏伯150毫米、阿式六英寸炮炮弹、引信等一批。
    由于并无“现在无存请津赶运军火一摺”的明细,也没有这两日运到物资的具体清单。
    因此我们从这里无法得知这是否就是六月十三日丁汝昌致函龚照玙时所要求的弹药,或者说是丁汝昌所要求的全部的弹药。
    而另一份资料可以给提供一些线索。在黄海大东沟海战后,总理衙门曾奉旨调查天津机器局弹药供应情况。
    11月1日,李鸿章奉旨上报天津军械局存发枪炮弹药清册。据此清册统计,是年3月至10月,军械局共向北洋海军补给305毫米口径炮弹342枚、210毫米口径炮弹840枚、150毫米口径炮弹927枚、6英寸口径炮弹370枚,11英寸前膛炮炮弹12枚、120毫米速射炮炮弹1600枚。
    据此统计,再减去10月补给的305毫米炮弹160枚、210毫米炮弹100枚、150毫米炮弹100枚、6英寸炮弹若干枚,还有9月12日未能及时交付“致远”、“靖远”、“来远”三舰的那批弹药,其余当为战前北洋海军得到补给的炮弹。
    而此时库存的炮弹除210毫米炮弹和150毫米炮弹均以告竭。
    由这份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战前得到的补充,除210毫米炮弹、150毫米炮弹和120毫米速射炮炮弹较为充足外,其他数量都严重不足。
    这也与当时的情况符合,210毫米和150毫米克虏伯火炮当时不仅装备了北洋海军,各炮台要塞也大量装备,所以炮弹储备数量较多。
    而汉纳根在战前的一封信则提到:
    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弹药问题上。我发现我们的灾难在于,两艘铁甲舰的8门30.5厘米炮只有3发长倍径榴弹和64发短倍径的、粗糙的榴弹。
    福州制造的铁甲舰“平远”的26厘米火炮根本没有榴弹,而巡洋舰“超勇”和“扬威”的26吨炮则没有发射药的储存。
    与此相反,3艘铁甲舰的火炮有着充足的穿甲弹,但是鉴于日本没有铁甲舰,这些炮弹差不多是没用的。
    同样,其他舰只所获得的弹药是不足的,但是在威海卫的弹药库里,却有足够供装甲巡洋舰使用的弹药。
    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和上述统计基本符合,显然是真实的。那么结合前文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存在很大问题。
    其中作为北洋海军主力的定远、镇远两舰,305毫米开花弹原有67枚。
    3月到10月共下拨342枚,扣除战后下拨的160枚,只有182枚,而其中可以查证是海战前下拨的仅有150枚,其余32枚可能是汉纳根写信前下拨,已经包含在信中所提的67枚,也可能是海战后下拨。
    那么此时北洋海军仅有305毫米开花弹217枚,平均每门主炮只有炮弹27枚,即使将那32枚算入,也只有249枚,平均每门主炮仅有开花弹31枚。其余都是实战中用处不大的实心弹。
    而平远所用的260毫米火炮不仅开花弹全无,实心弹也只有15发能用。超勇和扬威也仅有十寸口径炮所用轻装大粒药29出。
    这显然严重制约了北洋海军战斗力的发挥,再考虑其他火炮药包和引信的短缺,不能想象北洋海军当时的窘迫。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海战后参战的洋员和军内外的外籍人士的批评,主管北洋舰队后勤工作的盛宣怀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于是一方面他致电丁汝昌宣称:
    “海军子药,兄向不电弟,故弟全不知。”
    盛宣怀试图以自己不知道来推脱,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丁汝昌虽然一直是和龚照玙联系,没有直接给盛宣怀去电报,但是炮弹运输仍需盛宣怀来协调船只运输。
    而在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盛宣怀致电丁汝昌时说:
    “闻此次海战缺乏开花弹,卅半生脱、廿六生脱、廿一生脱大炮,需添开花弹各若干出?乞速电示赶办。”
    从此处看,弹药缺少情况确实存在,而不是有弹药丁汝昌没有去催要。否则盛宣怀完全可以不需要用“赶办”二字,更可以将责任直接推给丁汝昌,而不是说不知道了。
    在海战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炮弹质量对海战的影响。
    “来远”、“致远”、“广甲”三艘巡洋舰合击正常排水量仅有622吨的炮舰“赤城”,“赤城”共中大中口径炮弹30发,而“比睿”和“西京丸”等舰也多次被北洋海军的305毫米炮弹击中,但是都始终未能对其造成致命打击,炮弹质量所造成的影响可见一斑。
    自古以来,后勤一直是兵家非常重视的问题。
    而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对后勤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海军装备技术复杂,作战环境特殊,如果没有有力的后勤保障,战斗力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因为弹药匮乏和弹药本身的质量问题,对北洋海军发挥正常的战斗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发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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