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宋案的第一位被捕的嫌疑人已经落网，就不妨看看这位的来历。应夔丞是个身份复杂的人物。1864年他出生于宁波，一名秉钧，后改桂馨。他父亲是个石匠，投靠官府炒卖地皮发家。和后世的很多靠着积极协助政府征地而先富起来的那些政协委员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应桂馨童鞋从小耳濡目染的也对这种抱大腿的活计轻车熟路。
应夔丞年轻时中过秀才，后在上海学过英语，爱挥霍，好结交，江湖人脉广布，是青帮中“大”字辈的大佬，与同是“大”字辈的范高头交好，因为牵连进自立军起义和经营黑道交易，曾被巡捕房拘押，却成功破墙越狱。1906年，范高头被清政府处死，应逃离上海，并改名应夔丞。此后，他捐过官，做过古董生意，办过新式学堂。
武昌革命时，应夔丞动用财力、会党为革命党打探情报。上海光复后，他在革命党的沪军都督府参谋部当上了谍报科科长。后来驻沪都督陈琦美派他护送乔夫去南京，担任孙的卫队长和庶务长，后又被调到黄克敌手下。不过和老黄不对盘的他很快就回到上海组织了一个联合青帮、洪帮、哥老会的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之后又被革命党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虽然江苏是国防军的地盘，程德全这位江苏都督等同于南京市长，但是他的任命还是让应桂馨童鞋有了一身官皮。政府中，江湖上，他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比起这位协助调查的江湖大佬应桂馨的到案，直接凶手武士英的落网更出人意料。应夔丞被捕次日，租界巡捕房去应家搜查证据，发现一可疑人物，经车站目击者和旅馆房客指认，确定是武士英无疑。之后在应家又发现一柄已经射出3发子弹的手枪，子弹的规格与刺杀宋遁初的是同一种。
武士英被捕后痛快供认，他是山西人，在云南当过管带。行刺前五六天在茶馆认识了一个姓陈的。19日，陈约他加入共进会，派他杀一个“叛党份子”。他答应了。第二天吃过晚饭，陈给他一支手枪，一行4人乘车去火车站，一人在外面望风，另3人买了月台票进站。陈指给他看谁是宋遁初，宋从休息室出来不久他就开了枪。行刺之后逃到应夔丞家，陈已经先到了，他就把手枪交还给陈。他还见到了应夔丞，应称赞他做得很好，但当初承诺的1000元钱报酬他只拿到30元。其实直到刺宋结束，他还不知道自己刺杀的究竟是谁，也就是说宋遁初这位很有可能组阁的大国总理居然被卖了30元大洋，比起耶稣老兄来，悲催的程度有过则无不及。
应、武二人被捕后，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进行了预审。出人意料的是，8月4日的第二次预审中，武士英当庭翻供说他不认识应夔丞，刺宋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因为宋遁初想做总理、想推翻革命中央政府，是四万万同胞的罪人。这份供词让在场的人都膛目结舌，问起武士英对革命的理解，这位却一问三不知，只知道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杀皇上。让人不仅慨叹，革命党的造反手艺潮，连个串供水平居然也如此奇葩，这执政党当的实在是有辱门风。
自称卖字画为生的王阿法作证，此前经由朋友吴乃文介绍，他去过应夔丞家卖画。应拿出一张照片问他能否谋害上面的人，事成之后酬谢一千大洋。他不敢答应，去找做保镖的朋友革命党员邓文斌，邓答应后又反悔。两人的谈话被邓的雇主张秀泉听到，报告了警局，随后邓陪王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去报案。
但应夔丞始终不承认与刺宋案有关。他说他的确见过王阿法，不过当时王是拿着吴乃文的介绍信来求职的。至于买凶“我就发疯亦不能说。我共进会人很多，何必找此种人”。他说他也不认识武士英，把他收留在家中是因为武自称杀了宋遁初，他想稳住武，找机会处置，并推想主使者或是暗杀党，或是反对党，或是党内反对宋的人。应桂馨的答对倒也别致，不过直到被捕的前日这位还放任杀人凶手在大街上闲逛，真不知道这里面稳住凶手的说法有几成可信。但是不管全国人民如何质疑，革命党方面是相信了，他们的报纸上纷纷指责工部局偏袒北方，应桂馨是革命元勋，反清志士，绝不会做出买凶*杀人的勾当。却忘了在革命的年代里不管是陈英士还是革命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没少搞刺杀，而一言不合对自己的同志动刀动枪的也不鲜见，至少光复会等投靠了吴宸轩的组织里，就有被革命党搞的人间蒸发的。至于原来的会党头目不满意革命党对于他们的过河拆桥，企图和革命党分享胜利果实的家伙，被他们用革命的暴力去镇压的也不是个例了。
革命党的叫嚣自然在南方是一呼百应，因为那些军头们控制的地段也发现了很多工商业主、知识分子，甚至军队里的基层军官都有北逃的倾向，有钱人是被敲诈的没办法，有知识的是向往山东、江苏、浙江、北平、天津等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氛围和科研基础，至于军官就更加简单了，一方面是国防军的强大实力和正统的牌子，另一方面是国防军中任用制度的公开透明还有诱人的福利待遇。自觉的有两把刷子的又在这些任人唯亲的军阀队伍里混的不如意的家伙们，纷纷脱离队伍，转道北上，去换一身呢子铁灰军服穿穿。例如从陕西归来的滇军上尉朱守仁朱云阶兄就来了个挂印封金，只带了一身换洗衣服就直奔山东商会的昆明驻庄，凭着一封当时张参谋的介绍信就被妥妥的安置好，很快就拿到了去越南西贡的船票。经过缅甸坐船去了西贡，然后转道上海到了青岛。第二年的年初就到了济南府，被特批进入枣林军校的预科班进行学习，虽然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这位对于当学员还是没有一丝的顾虑，等到他参加了欧战之后，再回到学校学习了两年，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国防军的一名装甲团团长了，当然这位未来的元帅后来的成长可能不如他的前世，至少没有当上元帅。不过以上*将军衔退役的他也算是军中的一员名将了。
这场举世瞩目的会审公堂的七次预审，没有审出什么眉目来。之后，刺宋案被工部局移交给中国方面。江苏都督程德全、南京政府的民政长应德闳会同上海检查厅厅长陈英等人接手案件，调集人手对从应家搜集到的证据进行检查，对所有重要证据共同盖印并拍摄照片。8月15日深夜，程、应通电公布了部分证据。前直系北京政府的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名字浮出了水面。
洪述祖，字荫之，1855年生，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玄孙。据当时媒体报道，此人善于钻营，自诩为纵横家，在刘铭传、张人骏手下做过事，屡次因犯事被革职甚至坐牢。武昌革命时，他曾劝唐绍仪同冯国璋商议，提出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最终将帝国改造为共和国的方案。后来他向人吹嘘说清帝逊位诏书是他草拟的。
后来直系掌管北京，洪述祖任内务部秘书，顶头上司是内务总长赵秉钧。后来唐绍仪的总理被曹锟免职，赵改任总理，洪仍呆在内务部。6月初，洪以私人身份到上海等地对会党力量进行调查，事先托人给应夔丞写了封介绍信。两人同是青帮“大”字辈大佬，又有中间人介绍，一见如故。当时因为参与湖北兵变，应正被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隆通缉，洪述祖往来奔走，为应争取到特赦及江苏驻沪巡查长职务，要他出力解散扰乱治安的会党徒众，并陪同应和共进会副会长张尧卿等人入京。革命党当时脚踩两只船的大有人在，不过是吴宸轩的门槛高，这种癞皮狗一律不收，才没有几个能在北方联省自治政府中获得认可的
程德全、应德闳公布的证据中，洪、应往来函电极多，但起先谈的都是鼓动会党以及共进会控制上海，迎接国防军入沪等事。6月1日，洪突然在信中说“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并叮嘱应阅信后烧毁，应却没有照办。
第二天，洪追加一信，称“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径密电我方，索一数目……”。同日，应以专用密码给洪述祖发去密电，第一次提到宋遁初，称，“乔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公民党皆主举宋任总理。……已向日本购乔黄宋劣史，黄克敌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6月5日，洪寄出两封快信，告知应的电报送到自己处后，他将会寻找门路转交他面呈国防军部，以求在吴大人处的进身之阶。
此后洪屡次催促应寄出“宋骗案由、提票、影片”，毫无结果。终于有些不耐烦的他6月16日致信应，“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或有激烈之举……”一周后的密电中他承诺应“毁宋酬勋位”。
同一天应致信洪，主动提出了“去宋”计划：“……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第二天他给洪发电报说，“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18、19日，洪两次密电要他“应即照办”、“事速行”。
7月14日凌晨两点，宋遁初遇刺数小时后，应发出密电称“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9点，他又发密电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两天之后应夔丞被捕，得知消息，洪述祖即刻从上海逃往青岛德租界避祸。5月3日，他发表通电自辩，“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所以想“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但他“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不应该把“毁宋”二字当作谋杀的证据。
革命党这下子可抓住了吴宸轩的把柄，虽然自始至终没有吴宸轩或者国防军任何人的指使，但是从洪、应等人的言辞中不难看出是在通过刺宋来邀功请赏，为投靠北方铺路。这就说明刺宋的幕后元凶正是躺枪的吴宸轩吴大官人。
其实用不着吴宸轩说的什么“请约法家将各项证据详细研究”，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通过客观分析公布的密件，都可以得出类似于程德全、应德宏的结论。光是分析那些函电，革命党就已经得出了结论。
不难想象，其实当初能够自由接触这些原始材料的涉事者如能客观思考，有足够的正义感和勇气，本不难得出客观的结论。惜乎这些人没有这么做，因为党内的利益一口咬死吴氏杀宋的说法。对这种斯文扫地的作法，吴宸轩也只能谥之曰：
贻羞千古，
腾笑万方。
换句人话就是，“你的节操碎了一地，我也懒得鸟你，让大家看笑话去吧。”革命党的宣传尘嚣日上，除了租界报纸说点公道话之外，日本人的报纸也是不阴不阳的讽刺几句，其他的方面都在保持沉默。连平日里火爆的国防军几位大将也都三缄其口，似乎在等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