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乃至整个西北都处于无政府状态。这种弱肉强食的的乱局中，枪杆子就是硬道理，匪如蚁生，军阀四起，兵为大匪，匪为小兵，兵匪难分。加上直皖的一场大混战，争夺势力范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被打败的皖军很多都成为流寇土匪，割据一方，鱼肉乡里。
此时的关中已经匪患四起，其中最大的两个土匪是杭拐子和许老幺，分别割据西安的左冯翊右扶风，把西安城夹杂当间，自成一体，与当时的皖军和陕西靖**等主流势力形成对抗之势。杭拐子原名杭振昆，许老幺原名许传武，二人均出自陕西靖**。
20世纪初叶，在陕西宝鸡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其中说道：“杭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活阎王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斗鸡挖宝八个月，真把百姓害了个扎!”
这首民谣中所说的“杭拐子”，就是斗鸡台盗宝案的主谋者和指使人杭振昆。杭振昆是陕西华县人。因其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杭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而是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杭振昆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从而留下病根的。
据说，杭振昆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经受了古董商的熏陶和点拨，见过不少古文物。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他特别善于识别铜器，真品赝品一看之下便知分晓。
后来，一向极不安分的杭振昆弃商从戎，先是投到了当时的陕甘绿营的新军编练处，在郭坚部下当小头目，历任排、连、营、团长。因他十分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后来郭坚下台，他也就顺势自立门户，成了宝鸡城的土皇帝。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此人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因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杭振昆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常挖取卖钱。如某人赌博输了，没钱还债，就在洞内挖取两件，去西安卖了几十元白洋。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你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十好机会，于是向杭振昆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
杭振昆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而被杭振昆委任为盗宝总指挥的贺玉堂，就是前述那首民谣中所说的“活阎王”。他非常残暴，在盗宝前就曾将一个无辜农民用大铁钉钉在宝鸡东面的城门上，把头皮割下来，蒙住眼睛，使这个农民最后竟然活活疼死。
贺玉堂接受了指挥盗宝的任务后，一向专横残暴的他在杭振昆的纵容、庇护下，更是为所欲为。在出工问题上，他派范春芳、马成龙等人出面，召集斗鸡台附近桥镇、贾村、蟠龙、陈仓、长寿、陵原等80多个自然村的土绅予以研究，商议决定了派工人数为600民工，并规定各村轮流出工；如有误工、缺额的，一打二罚，绝不手软。
还有一个被抓来挖宝的人，说了几句牢骚话，监工听见后，报告给总指挥贺玉堂。贺立即叫人把这个农民抓来，将其活剥，其状惨不忍睹。事隔多年以后，宝鸡的一些老人还记得杭振昆、贺玉堂的暴行，一个个诅咒他们死有余辜。
本来这位当自己的宝鸡王，也没什么事情，偏偏国防军为首的联军进入了西安城，对宝鸡地区自然也要恢复行政权利，派出了一个当地的文官为首的一个招安代表团，先礼后兵的和杭拐子谈判，当然条件就没有党*国这么优惠了，毕竟国防军走的是精兵路线，根本上对这些恶习满身的兵痞子就是排斥的，所以杭拐子打算混个军职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至于地方行政，吴宸轩既然打算收复陕西，当然不能让这一位土匪再去当土皇帝，所以条件异常简单，放下武器，接受甄别和遣散，杭拐子的财产除了文物都可以带走。这样的条件在杭拐子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两面谈判崩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是这个代表团也就无功而返，从宝鸡城往西安返回。
但是杭拐子手下的那位活阎王不干了，贺玉堂手底下几百条人命，如果让老大缴了枪，杭拐子自然无事，但是贺玉堂可就算交代了。别说秋后算账，就是没有了杭拐子的庇护，他的仇家都能把他活剥了，于是贺玉堂带着几十号心腹手下，在蔡家坡外的黄土坡上设伏，只有五名警卫员的代表团十三人只有一名机灵的侍从借着身轻马快绕道北上，才算到了扶风县城报了当地的联军。等联军的一个连赶到的时候，在黄土坡下只能看到横七竖八的尸首，五名警卫在一段壕沟内，两个是中了几枪之后才伤重不治的，还有三个身上除了枪伤还有刀伤，有两个士兵的胳膊都被卸下来了，断臂手里还死死握着打空了子弹的六子炮。旁边的折断的刺刀和被削断的工兵铲似乎告诉人们这些士兵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武器。那七名代表都是五花大绑的在一旁的土坑里，身首异处，七颗脑袋排成一排放在大路中央，看来是被俘之后，集体斩首的，而那五名警卫战士的首级则不见了踪影。
带队的奉军连长和连副大眼瞪小眼，谁也没想到在这条陕甘大路上居然有人对政府的代表团下毒手，还敢斩首示威，这也太嚣张了吧？
“你说真的？咱们的战士无一生还，连派去的那几个文人也都被土匪砍了脑袋，还是五花大绑的砍人？”蓝季豪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毕竟先礼后兵是他的主张，念在这些土匪当年也有反清的功劳，有的还是和革命党有联系的会党人物，想给他们一条生路走，却没想到这些家伙居然“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投进来。”，这就别怪国防军心狠了。
“传令各团，将驻防任务移交给奉军和湖北军，我们要开始剿匪。就从宝鸡开始，匪患一日不平，我国防军第5师一日不撤兵。”
蓝季豪的军令刚刚下达，通讯官已经把刚刚收到的吴总长的命令交给他手里。上面就是八个大字“血债血偿，勿枉勿纵”。通讯官还带来的段总参的通报，原来第七集团军的第9步兵师和山地第10师已经从驻地出动，三日后到达陕西西安，国防军将指挥联军控制整个陕甘内蒙，并陈兵秦岭，威慑四川和湖北。
国防军的前身武翼新军就是用剿匪来练兵的，所以这种剿匪战对于他们而言毫无难度，倒是一些从未见过血的新兵补充进来，不见见血就不能保证他们碰上硬仗会不会扛的住。
于是以杭拐子的宝鸡城为前奏的陕甘剿匪开始了，三个师以团为单位，从陕南的为何平原上像是一道铁篦子，划过了千年秦川。
杭拐子对于自己亲信的恶行毫不知情，所以根本没有戒备，第5师包围宝鸡城的时候，这位还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呢。蓝季豪亲自指挥总攻，一声令下榴弹炮群大发神威，随着山崩地裂的巨响，古老的宝鸡城墙上出现了二十丈宽的大豁口。枪炮齐发，炮声枪声号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城内的杭拐子匪军惊慌失措，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攻城部队毫无阻碍地像潮水一般，从崩开城墙的豁口上涌进城去。零星断续的巷战，不到一个小时即告全部结束。
杭拐子本人在乱军中被击毙，城内守军被打死打伤约两千左右，其余五千多人被俘。城内居民葬身在炮火之下的约在万数以上，到处触目皆是死尸和满身血污的伤员，城内的房屋大部分都成了一片焦土和废墟。
攻克宝鸡后第三天，在蓝季豪派人带着当地百姓进行甄别，凡是没有血案在身的都被挑出来，训诫一番，编成筑路大队开赴潼关修筑秦海铁路。至于剩下的那些2000多沾满血腥的土匪等待他们的将是一纸屠杀令，共和二年十一月，杭拐子手下被生擒的2153名土匪将被全部处决。
应该说这种大规模的处决行为——或者说杀俘行为在近代史上极为罕见，至今引发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当时狼烟四起匪患蜂聚，中国刚刚走出皇权**时代，离现代社会依然遥远，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很模糊，军人与土匪几乎没有多大的区别，信奉的都是血酬定律，当然也无什么军事法庭和人权意识。如果将杭拐子部属作为战俘，那么屠杀自然应受到谴责，如果将其视为土匪，则令当别论。毕竟这是一个野蛮的时代，无法奢谈文明。
这一次剿匪的血腥被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是蓝帅的一个历史污点，但是蓝天蔚本人却对此从来都是未置一词，直到他去世后，整理他的日记才发现蓝帅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正义的伸张依靠的不是口诛笔伐，只有以血还血，以杀止杀，既然屠刀能阻止恶人再残害生民，能警示后人不再作恶，那么即使面对阎罗我也可以无愧的说我是在救人，在挽救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