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发达，都市商铺林立，商客大量增加，百姓生活日益富庶，奢侈之风盛行，金银器饰广泛流行，专门经营金银的店铺也随之增加。南宋偏安一隅，京城临安府工商业相当繁荣，仅金银交引铺就有上百家。其经营范围在保留前朝金银铺的各项业务的基础上新增了兑换钞引的经营业务，使其性质由单纯的买卖金银、打造金银的金银店转向带有官商性质的民间金融兑换机构，因而成为我国早期的官民合一的金融机构。
一、金银交引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历史
金银买卖由来已久。战国时期，黄金已经普遍使用于帝王贵族之间。黄金器饰和爰金、饼金等黄金货币已显露出昂贵的价值。秦汉以后，银器日趋流行，使金银既用于制作器物，又成为保值物品，同时在一些特殊的领域还履行了某些货币的职能。
毫无疑问，金银器饰大量涌起的背后存在着一支大规模金银工匠队伍，开始只是由富人贵族家养的奴隶充当，随着金银器饰的流行，民间产生了一批真正从事金银器饰打造的工匠。北魏时已产生了经营金银玉石的金玉肆。《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记载：“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石肆问价。”
唐朝，国力鼎盛，工商业发达，金银匠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慢慢发展建立金银店铺。高彦休《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载有“（长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唐时金银店的业务以打造金银器饰为主，兼营金银器饰和生金银（作货币用的金银铤、饼等）的买卖，也有兼买珠玉的。又因金银的买卖而产生金银的鉴定的业务。
五代出现了专门从事白银买卖的店铺“鬻银肆”。
北宋时汴京的金银铺很多。《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中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同时《宣和楼前省府官宇》中载：“南门大街以东南侧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杂物铺、大相国寺”。《东京梦华录》是作者孟元老在崇宁二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写成的，记述的是北宋末年汴京的繁盛。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记载：“大观三年鲁公（蔡京）既罢，朝议改为当三，当三则折阅倍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而大钱废，初议改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笑。”这段史料记载了大观三年，当十大钱议改为当三时，宰执等争着将其所有大钱送至汴京金银铺买黄金以免损失之事。可见，北宋时金银铺已相当发达，规模也相当大，并且出现了以钱易金银的兑换业务。
二、文献记载中的南宋金银交引铺与出土金银铤牌上的金银铺号
南宋的金银铺，被称作金银交引铺、金银盐钞交易铺、金银茶盐钞交引铺等。
最早记载南宋金银交引铺的是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该书记载的是宁宗端平年间京城临安（杭州）的繁华，记载了最繁华商业街上有百余家金银交引铺。“…….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今东、西木瓜巷），谓之五花饿儿中心。自五间楼（著名酒楼）北至官巷（今中山中路官巷口一带）南御街（今中山中路），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请作匠炉，纷纭无数。”
明陶宗仪〈〈说郛〉〉之〈〈古杭梦游录〉〉也记载了临安金银铺的情况：“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到都街，多是上户，金银钱钞交易铺仅百余家，内列金银看垛钱。”其记载与〈〈都城纪胜〉〉基本一致，显然是从耐得翁的说法，只是将金银钞引交易铺改成金银钱钞交易铺。
吴自牧〈〈梦梁录〉〉记录了南宋临安的风俗，包括艺文、建置、山川、市镇、物产等许多方面，记录了临安城各处的一些著名的金银铺名：“杭城市肆……自淳佑年有名相传者如…..市西坊（今羊坝头）南和剂惠民药局。局前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李博士桥（今中山中路）邓家金银铺。”
周密〈〈辛杂记〉〉记载：“天井巷（今清河坊一带）内有张家金银铺。”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了宁宗庆元年间杭州商市的盛况：“诸行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中载：“市西坊…..是临安店铺最密集的闹市区，各店林立。如沈家金银交引铺、张家金银脚引铺、张家铁器铺…..以金银交引铺与丝绸店铺为多。”
上述文献告诉我们，南宋临安的商业经济相当繁荣，金银交引铺是城市中主要商业店铺，并逐渐形成了行市。不仅如此，在京城以外的城镇也开设类似的金银铺。《景定建康志》记载建康（南京）城内就有各种各样的行市，其中经营金银的被称作银行。另椐《宝庆四明志》记载，明州（宁波）城内也有六家金银交引铺。
近百年来，尤其是解放以后，出土南宋金银铤牌不下三百余枚。这些铤、牌有金银铺名、金银铺店主名和工匠名及表示、重量、用途等文字，其中有金银铺名十余种。1956年杭州火车站西出土金铤6枚，其中三枚“石元铺”。从南宋坊巷分布图（见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附图）上看，其出土地点相当于临安城东丰禾坊一带，是贵族府第的集中地。坊内荐桥附近的丰禾坊王家酒店是临安著名高级酒家，店内器皿全用金银制成。
1955年黄石市西塞山出土的155枚银铤，其中有二枚有“霸北里角徐沈铺”、“霸北街东沈铺”。霸北是南宋临安肉市所在地，相当于现在的三元巷街一带，有肉市巷之称。《梦梁录》载：“肉市在大瓦，今霸北修义坊…..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1982年江苏溧阳县平桥出土6枚银铤上均有“谢铺记”，其中二枚还各有“霸北街东”、“霸北街西”，这说明谢铺位于临安霸北一带。
1955年湖北黄石西塞山出土的银铤上有“猫儿桥东”，1995年湖北黄石陈伯臻粮库出土的银铤上有“朝天门里”、“清河坊北”等南宋临安地名。“猫儿桥”位于贤福妨，相当于现在的惠民路一带。吴自牧《梦梁录》载：“福坊东，日平津桥，俗名猫耳桥。”“朝天门”即现在的鼓楼。“清河坊”为南宋大将清河郡王张俊居此而得名，相当于现在的中山中路相接的河坊街西段及东太平巷一带，“清河坊”地名至今仍在沿用。这些银铤虽然没有明确标明金银铺名，但从这些地名上可以探寻到这些银铤的出产地。
三、南宋金银交引铺的业务范围
（一）、钞引的买卖
《都城纪胜》和《梦梁录》都记载金银钞引交易铺内陈列着金银和现钱，是准备兑换、清算盐钞引的。从唐代金银店到南宋金银交引铺，其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南宋金银交引铺的业务范围扩大了，增加了买卖兑换钞引的业务。钞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有价证卷。宋时，盐、茶、矾等生产与运销都是政府专管专卖的。政府发给特许证明（即“引”）后商人才能到产地支领、运销。领取并运销盐的证明称“盐钞引”或“盐引”领取茶的证明称“茶钞引”或“茶引”；领取矾的证明称“矾引”，并分大、中、小三种，大引为“一百斤”，中引为“五十斤”，小引为“三十斤”。商人在京城货物纳钱，得到特许证明“引”后，即可携往茶场、盐场及矾场收领货物，再运至各地贩~卖。当时，盐、茶、矾是最能赚钱的买卖，商人们都乐于经营。所以作为茶、盐、矾这类特殊商品买卖的证明“引”也可以高价出售，起到了有价证券的作用。
“引”的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军需关系，允许商人把谷物、木材等出售给外地驻军，由驻军发给“引”到京城榷货务取钱，然而，这些“引”往往不能立即换成现钱，因此，有的就被商人出售。金银交引铺就是承担这类交易的铺席，并从中收取手续费。这种钞引买卖除了用铜钱交易外，还可以用金银交易，而且金银值大体积小，携带方便，是大宗盐钞引交易的最佳方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靖康纪闻〉〉中载：“又诏，纳金银人，计直给还茶盐钞云云”。〈〈宋史.食货志〉〉卷百八十〈〈钱币〉〉载：“（绍兴）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转易金银，算清茶、香、矾引之类。”各类“引”也可以用会子交易。〈〈宋史.食货志〉〉卷百八十一〈〈会子〉〉载：“（宁宗嘉定五年）湖广饷臣王釜，请以度牒茶引兑第五界旧会。”“（乾道）五年，令货务都茶场，将清算茶盐香矾钞引，权许收换第一界。”
（二）金银器饰和金银货币的买卖和兑换
这里着重阐述金银货币的买卖与兑换。
南宋京城临安工商业繁荣，百姓生活富裕。而政府在征税、支付军费、赈灾、赏赐、官吏薪俸等多采用金银，这势必导致作为贵金属称量货币的金银大量留入民间。相对而言白银的使用更为广泛，人们甚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直接或间接使用白银。由于民间使用金银时多需要换成铜钱，因此，作为兑换和买卖机构的金银交引铺就成了最佳交易场所。《夷坚志》卷十〈〈秦楚材〉〉记载了可把金银拿到金银铺去卖钱的事列：“探篮中白金一块……将货之以供酒食费。肆中人视金反复玩不释手，问需几何钱？曰：“随市价见偿可也。”人曰：“吾家累作银铺，未尝见此品。”前引〈〈宋史.食货志〉〉卷百八十〈〈钱币〉〉中记载的以金银算清盐茶矾香引之类和〈〈都城纪胜〉〉中记载的南宋京城临安有一百余家金银交引铺的事实都说明当时金银铺业的发达，金银使用于民间已极为普遍。加滕繁（日）〈〈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下册）中谈到：“金银铺对于品位特别高贵的珍奇金银评给特别的价格，对通常的金银则视其金银的品种重量按时价计算，再加以一定的手续费，然后换算钱币。差不多近于机械的，不但钱币如此，欲金兑换银，银兑换金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办理。”加滕繁所言的“特别高贵的珍奇金银”应属于铸造特别精良的器饰，理所应当是高价的。而普通的金银器饰和作货币用的金银的价格就要视其成色、重量按时价来计算价值了。这种钱与金银，金与银之间的交易可以说是一种售买与兑换。当把金银当作财物买卖时，它是一种商品。当把金银当作一种媒介互换时，它就是一种货币。
（三）金银器饰、货币的打造与鉴定
据〈〈梦梁录〉〉（卷十九）载“茶酒可掌管筵席合用金银酒茶器。”这说明南宋民间用金银做日用器皿已十分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临安城中金银交引铺的繁荣，金银铺设置工场打造金银器饰及金银货币（铤、牌、饼等）是金银铺的重要业务之一。前引〈〈梦梁录〉〉的“诸作打及炉鞲”和〈〈都城纪胜〉〉的“并诸作匠炉鞲”就是讲的金银打造。“诸作匠”意为有好几个打造工场和工匠，“及”即镂，指的是金银雕刻，“鞲”即风箱，是打造金银器饰和金银货币时不可缺少的用具。可见，当时金银铺中的金银打造业已具有一定规模了，所打造的金银器饰以已具有一定的水准。
金银是贵重物品。南宋对金银的打算、买卖管理非常严格。宋时，金银器饰及货币的打造多是官府征召民间工匠到文思院冶铸。由于文思院的工匠工钱较底，手艺高超的工匠往往不肯前来就雇。因此，淳熙年间，曾改由临安的“百姓作匠”或“金银铺户”承揽金银的打造，并规定支应官府差役的金银工匠，要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和两名金银铺主作担保，以防作弊，并负责赔偿责任。庆元年间还规定上贡金银须刻上金银铺名工匠的字号和监铸官吏的姓名和职务等。出土的金、银铤上的“张铺、王周铺、沈铺、谢铺、石元铺、石三郎、韩四郎、魏六郎”等名号显然是受了这一规定的影响而钤上的。同时这样做的也是受这一保证质量、提高信誉的必要手段。《元曲章》（卷二十、至元十九年整治钞法条）载：“金银匠人开铺打造，开张生活之家，凭诸人将到金银打造，于上凿记匠人姓名，不许自用金银打造发买，若已成器皿，赴平准库货买”。由此可知：南宋金银铺打造金银器饰的习惯到元初仍在沿用。
根据出土的金银货币可知金银铤、牌的尺寸、重量、成色都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如杭州火车站西出土的六枚金牌长都在12，2左右CM，宽1，4CM，厚0，2CM，重39克，成色在95~99，9%之间。杭州长明寺巷出土的九块金牌的形制、尺寸、重量、成色均一致，长2CM，宽1，2CM，厚0，1CM，重4克，成色98%。各地出土的银铤也有统一的标准，大铤五十两，中铤二十五两，小铤十二两半左右，这说明当时金银货币的打造是根据一定标准，显示一定的价值以便于流通。
金银鉴定是金银铺诞生以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业务。买卖、兑换金银都必须要鉴定其真伪和优劣。自古以来鉴定金银就有许多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备有各种金银成色的标样，以比较观察之标准。《春够纪闻》（卷十）叙述了道人到当时号称天下第一的汴京栾家金银肆卖金一事：“行至都，以十两就市，栾氏取其家金较之，则体柔而紫焰，即得高直以归。”这则史料虽记录的是北宋汴京金银铺鉴定金银的事情，但南宋金银铺鉴定金银也不外乎如此。
同时，在打造金银铤牌时，也必须鉴定其成色。南宋金铤金牌上的“十分金”“十分赤金”，银铤上的“花银”、“渗银”等铭文都反映了金银鉴定是金银交引铺业务之一。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对南宋金银交引铺的性质、业务归纳出以下结论。
南宋金银交引铺是具有特殊功能的金银铺，它与前朝唐、五代和后朝的元、明、清单纯的金银电、银肆、银铺、银楼的最大差异就是除了经营金银买卖、打造及鉴定外，还经营兑换“引”这种由南宋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和金银与铜钱、金与银的兑换业务，已具备了金融机构的许多特征，是中国最早的民间金融机构。
金银的买卖与兑换性质截然不同。买卖是把金银当作商品，而兑换则把金银当作货币。南宋金银交引铺实现了金银的商品与货币两种属性之间的角色互换，即可以买卖，又可以兑换。这一方面是由金银本身特点、功能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南宋时期金银广泛使用于民间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