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杨玄感已经兵临东都城下,明日即可抵达上春门,而其选锋军更是势如破竹,明日定可杀至东太阳门。..”韦云起步步紧逼,“贼帅韩相国势不可挡,今日再度推进,距离西太阳门已近在咫尺,明日便可与杨玄感夹击皇城。这种危局下若瞻前顾后,任由皇城一团混乱,则皇城必失,而皇城一失,则东都沦陷,所以大王没有退路,唯有杀伐果断,一剑定乾坤。”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无懈可击。试想就连裴弘策这样的D中央大员打了败仗全军覆没了,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甚至依旧高居官位,依旧权势倾天,那其他官员打了败仗就更没事了。既然打败仗没事,那家为何还要浴血奋战、舍身赴死？如此则越王没有权威,中央没有权威,留守府更是摆设,所有命令都很难得到执行,即便执行了也是大打折扣甚至阳奉阴违,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皇城若能守住,那是神迹,而不是奇迹。
同样的D,杀杨汪的D目的D也是一样,如果与杨玄感关系密切者,甚至有证据证明参与了叛乱者,都活得好好的D,根本没有性命之忧,那其他人违法就更不怕了。人家是最高等的D叛逆之罪都不杀,我不过消极怠战,或临阵退缩、或打了败仗,那就更不算什么了。既然违法乱纪都没事,都无性命之忧,那谁还愿意遵纪守法？谁还愿意遵从命令誓死奋战？如此军纪涣散,士气低迷,大家都无心作战,东都如何坚守？皇城又能坚守几天？
大佬们面无表情,各自权衡利弊得失,都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充裕的D时间给他们思考,韦云起的D“出击”时机选择地非常好,如果大佬们迟疑不决,迟迟拿不定主意,明天可能就是东都失陷之日,而东都如此“神迹”地失陷,首先就把越王杨侗和他们这帮大佬统统送上了断头台,其次东都势必被接下来的D连天战火所摧毁。
西京的D目的D本来就是摧毁东都,东都失陷得越早,对他们就越是有利,所以韦云起并不虚张声势、虚言恐吓,而是真正的D要挟。你们帮我杀了裴弘策,我报了仇,你们守住了东都,大家互利互惠,何乐而不为？反之,你们保全了裴弘策,但可能失去东都,而失去东都的D代价是可想而知的D。
当然了,韦氏此举把越王杨侗等人统统拉下了水,日后清算之刻,关中韦氏固然要与河东裴氏大打出手,但越王杨侗等人也要遭受池鱼之灾,这等于无偿帮助韦氏分担了一部分来自河东裴氏,甚至来自圣主和改革派的D打击。然而这个损失与东都失陷的D损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大佬”们的D选择是唯一的D,只是,他们必须要考虑,一旦他们支持韦氏,与韦氏联手杀了裴弘策,得罪了河东裴氏,得罪了圣主和改革派,之后东都还是失陷了,他们还是要承担东都失陷之罪,那就是罪上加罪,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于是“大佬”们就不得不恶意地揣测韦氏的D真正用意。如果西京不但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东都,还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圣主和改革派,彻底终结改革,那也就意味着这场兵变很快就会演变成皇统大战,统一大业可能就此崩溃,中土可能就此陷入分裂,国祚可能就此败亡。以此来倒推,那现在韦云起要挟他们联手诛杀裴弘策,实际上就是以迫使他们与圣主、改革派和河东裴氏翻脸,来达到绑架和策反他们的D目的D,继而挟两京所有保守力量来对抗圣主和改革派,颠覆国祚,摧毁改革。
“大佬”们犹豫了,未来利益的D不确定性让他们难以抉择,但就在这时,太府卿、安昌公元文都打破了沉默,也打破了僵局。
“某同意御史台的D建议,以临阵逃脱的D罪名斩杀裴弘策,以叛大逆之罪诛杀杨汪。”
一石激起千层浪,元文都的D公开支持,顿时让两难之中的D大佬们看到了“曙光”,心理上的D天平骤然失衡,几乎在这一霎那,大佬们都做出了决断,与元文都一样的D决断。关键时刻,跟着元文都走,跟着虏姓第一豪门走,跟着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D虏姓贵族集团走,在大方向上肯定不会错,甚至还能从中牟利。至于元文都为何支持韦云起,为何在短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大佬”们无一例外地选择性忽略了,因为元文都是中枢实权大佬,很多时候他的D态度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根本毋须探根寻底。
“某同意御史台的D建议。”左监门郎将独孤盛也表态了。
于是“同意”之声四起,裴弘策和杨汪的D性命就这样被无情剥夺了。
越王杨侗很害怕,很紧张,脸色苍白,目光不停地在杨恭仁、杨浩和崔赜的D脸上转来转去,期望有个答案。现在除了他们外,就剩下樊子盖和几个山东籍、江左籍的D中央大员没有表态了,形势基本上一边倒。
樊子盖独木难支,这个“坑”又是他自己挖出来的D,搬石头砸自己的D脚,在这件事上他已失去话语权,其他江左人提出反对意见亦是自取其辱,倒不如不表态,保持中立。
而越王杨侗的D态度实际上也不重要,重要的D是宗室和山东豪门的D态度,如果宗室和山东豪门联手反对,越王杨侗拒绝下令,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的D努力就算白费了,但关键是韦云起已经做出了威胁性的D暗示,元文都、独孤盛等人又支持他,这种情况下东都如果失陷,越王杨侗和杨恭仁等人必将承担全部责任。
杨恭仁保持沉默,杨浩紧随其后闭紧了嘴巴,但两人始终关注着崔赜,目光有意无意都落在崔赜的D脸上。这件事宗室必须最后一个表态,而从目前局势来看,若想保住杨汪,就必须寄希望于崔赜,寄希望于山东人的D坚决反对,唯有形成了“正反”两种意见,宗室才能掌握主动,才能从断头台上抢走杨汪。
吏部侍郎高孝基沉默不语。宗正卿崔君绰一言不发。卫尉卿张权闭目假寐,仿若熟睡。很明显,三位山东籍的D老臣在关键时刻都明确支持崔赜,只要崔赜是什么态度,他们就是什么态度,而在关陇人和山东人的D斗争中,这是一种宝贵的D默契,不论对错,只论得失。
“某反对,御史台的D建议不但无助于坚守东都,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局势,陷东都于败亡之绝境。”果然,崔赜的D态度旗帜鲜明。凡关陇人坚持的D,都是山东人反对的D,至于理由,只要不缺智慧,理由千千万万,信手拈来。
崔赜坚决反对,从律法到人心,他都一一驳斥,拿出了与韦云起截然相反的D观点,他甚至公开威胁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你们今天杀了裴弘策和杨汪,等于把所有的D东都官员和卫戍将士都逼到了无路可走的D绝境。当他们抵挡不了杨玄感的D攻击,守护不了东都,却又无路可退的D时候,除了战死就是投降,而他们大都会选择投降,于是一批批的D官员和军队就被你们拱手送给了杨玄感,到那时我们拿什么坚守东都？所以某在这里告诫你们,如果你们杀了裴弘策和杨汪,而东都大部分官员和军队就此开始纷纷投降,东都因此而失陷,责任就是你们的D,你们必须为此承担全部罪
“一派胡言。”韦云起勃然大怒,当即反驳,而元文都等人也出言相助。
高孝基、崔君绰、张权顿时来了精神,不要看这帮老家伙们平时老态龙钟、有气无力,一旦进入“状态”,马上就变了,一个个老当益壮、精神矍铄、士气如虹,大有挡者披靡、无坚不摧之势。
这个东西争不出结果,实践出真知,只有实施了才知道对错,但问题是现在东都面临生死存亡,没有时间去验证对错,而一旦实施了错误的D决策,得到了与预期相反的D结果,东都就完了,就再也没有改正纠错的D机会了。
杀,有道理,但结果可能是错的D,而不杀,也有道理,但结果同样可能是错的D,所以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杨恭仁站出来了,充当和事佬,危机当前,时间宝贵,不能这样无意义的D争吵,必须尽快拿出双方都能接受的D决策。
杨恭仁的D建议是,严格依照律法来,可以宣判裴弘策和杨汪的D死刑,并公之于众,以儆效尤,但不能执行,不能马上杀了他们,因为依照律法,还须经过中枢审核,还须圣主下达诏令,然后在规定执刑的D日期里才能砍头。如果借口非常时期或军兴之法,就擅自把他们杀了,那置圣主和中枢的D威权于何地？置礼法律法的D权威和尊严于何地？
韦云起的D目标是河东裴氏,是裴弘策,而对于山东人和江左人来说,裴弘策是根正苗红的D关陇人,不像裴世矩和裴蕴,他们一个原来是山东高齐的D旧臣,一个原来是江左旧臣,这两人的D政治势力与山东、江左有很多交错重叠的D地方,所以山东人和江左人肯定要保护裴世矩和裴蕴,但可以舍弃裴弘策。裴弘策不在他们的D保护范围内,相反,他们倒是乐于看到关陇人自相残杀,当然了,裴弘策死了对河东裴氏还是有一定的D打击,但这个打击显然不在山东人和江左人的D考虑范围内。
一番激烈争论之后,关陇人和山东人各让一步,开始围绕着杨恭仁的D建议“讨价还价”。
韦云起下定决心诛杀裴弘策,而崔赜有意力保杨汪,于是最后结果就是马上斩杀裴弘策,杨汪则侥幸“逃脱”,至于达奚善意最后连提都没提,直接被大佬们“无视”了。
然而,最后时刻,越王杨侗在秦王杨浩的D暗示下,突然“发飙”了,一改往日的D儒雅懦弱,像个痴儿般连哭带喊,连骂带叫,胡搅蛮缠,拒绝下达诛杀令。
樊子盖“大难临头”了。
既然宗室和山东人要力保越王杨侗,那么他们当然要配合关陇人联手施压,逼迫樊子盖以东都留守的D名义下令诛杀裴弘策。
这完全不合法度,这根本就是践踏礼法律法,这严重损害了律法的D权威和尊严,对圣主和中枢的D威权更是个沉重打击,它带来的D恶劣后果不但会直接影响到今日的D东都危机,亦会影响到未来的D两京政局,然而,越王杨侗、杨恭仁和崔赜等人为形势所迫,即便知道韦云起用心险恶,即便知道以关中韦氏为首的D关陇本土保守势力为了摧毁东都而无所不用其极,亦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只能妥协妥协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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