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出一段距离后，我听见坐在后排的崔可夫和班杜林像两个老朋友似的聊开了天。
崔可夫试探地问道：“班杜林同志，我前段时间去过几次第229师，但是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新调过去的吧？”
崔可夫的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我的好奇，要知道前段时间我还在第229师时，发现师级指挥员就只有萨任上校一人，别说政治部主任了，就连师政委都没有。后来还是遇到来自方面军政治部的营级政委潘琴科，师里才有了个临时的师政委。
班杜林沉默了片刻，回答说：“司令员同志，我是萨任师长的老战友，早在他还是团长时，我就是他的政治部主任。当我们师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时，很多部队还没来得及收拢，为了不贻误战机，经过师党委会研究后，决定由师长萨任同志先带五个营进入指定位置，而我和师政委特鲁宁同志，则等剩下的四个营集结完毕后，再赶到战场和师长汇合。”
崔可夫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嗯，这个情况我了解，第229师进入战场时，全师只有五个营的兵力，却要防御宽度达到十五公里的区域，实力是弱了点。假如九个营都同时到达，并配备了足够的反坦克力量，那么你们师就可以固守在有利阵地上，可靠地保护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制止敌人向第62集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班杜林苦笑着回答说：“我们师当时是部署在哈尔科夫方向，以预防该地区的敌军北上攻击莫斯科，可谁也没有料到，敌人的真正进攻目标是斯大林格勒。师长带着五个营开拔后，我们光收拢剩下的四个营。就花去了两天的时间。等部队集结完毕，要出发了吧，负责铁路调度的军运指挥员却告诉我们，因为要开拔到顿河流域的部队很多，再加上敌人的飞机不停地轰炸铁路线。我们师要想乘车的话，起码要等上一个月。军情如火，我们可没有时间等上一个月，所以采用步行的往这里的战场赶来。虽然我们紧赶慢赶，但还是用了将近十天的时间才到达战场。这个时候，师部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战斗位置。渡过顿河，往斯大林格勒的方向退却了。于是我们又渡过顿河，沿路打听着找到了师部所在地，和萨任上校会师。”
“班杜林同志，”我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道：“我前几天也曾在第229师待过。当时从方面军政治部来了一位特派员，被萨任上校任命为代理政委，如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班杜林看着我，回答说：“奥夏宁娜中校，你说的是营级政委潘琴科同志吧？”见我点头表示肯定，又接着说，“我和特鲁宁同志回到师里后。政委自然就是特鲁宁，而潘琴科这位代理政委，就成为了师里的副政委。”
听到萨任上校对潘琴科的安排，我对他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至少他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立马就感觉在心理上和他又亲近了许多。
“班杜林同志，”崔可夫又开口说道，“既然你和萨任上校认识了很长时间，能给我讲讲你对萨任的个人看法吗？”
班杜林爽快地点点头，说道：“可以的。司令员同志。反正我们还要做很长时间的车，就让我给你们讲讲我和萨任上校之间的故事吧。
1939年下半年，我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我被分配到他的团里去任职。当时萨任师长还只是一名中校团长，对于他来说。我就是一个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战斗经验，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员，所以我报道时，他只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便扭头问坐在旁边的团政委特鲁宁：‘政委同志，我们团里还有什么空闲的职位吗？’
特鲁宁还算友好，过来和我主动握手后，才回答说：三营刚补充完毕，缺一名政治副营长，可以让班杜林同志担任这个职位。
萨任同志听完，看了我半天，勉强同意了政委的提议。于是就这样，我到了三营担任政治副营长的职务。我到营里不到半个月，部队就被抽调到了列宁格勒，参与对芬兰的作战。
司令员同志，您应该知道，芬兰的冬季蛮长而严寒，风大雪多，气温常年在零下30~40度以下。战争爆发时，正逢全年中昼间最短的季节，漫长的黑夜极大地限制了我军航空兵优势的发挥。战争开始时正赶上一场大雪，战区积雪深达一米，给我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不便，却给擅长滑雪的芬军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崔可夫听到这里，抬手打断了他后面的话，有些不耐烦地说：“芬兰的地形怎么样，我们心里都明白，我曾经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你还是直接说重点吧。”
“我们团的任务是进攻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海姆防线，由于敌人的防线有完整的防御工事体系，它由纵深约90公里的3道防御地带组成。各道防御地带均依托湖泊沼泽等天然障碍物，构筑有大量永备发射工事和土木火力点，另有近千个地下暗堡，并以堑壕和交通壕相沟通。面对如今坚固又易守难攻的工事，我们团前后发起的几次攻击都没有奏效，反而伤亡累累。当一营二营的进攻再度受挫，被迫后撤的时候，防线上的芬军趁机发起了反突击，企图一举突破我军的阵地。就在这时，我带着新组建不久的三营冲了上去，和敌人展开肉搏近战，经过一番恶斗后，我们全歼了这股敌人。
当打扫战场时，萨任和特鲁宁来到了我们中间，对我们营所取得的战果大加赞誉。在这一刻，我才第一次看到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经过这次战斗，我所承担的工作，也由原来救助伤员、运送物质、打扫战场这类的工作。变成了负责全营的政治宣传，并有资格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
“萨任上校是一个屡立战功的英雄，但他的缺点也不少。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他的脾气暴躁，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崔可夫忍不住又插嘴。发表了自己对萨任的一点看法。
“是的，司令员同志。到团里以后，我就听不少人说他的脾气古怪，但在真正接近后，却发现他还是有很多优点。虽然他有时很粗鲁，经常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冲着自己的部下大发雷霆，跳起脚来发脾气。但是等事情一过，他又会让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部下道歉。
在战斗中，他也有缺点。只要在打仗的时候，遇到了前面的情况不妙时，他就会对特鲁宁说：‘政委同志。这里交给你了，我到前线去看看。’说完，就带着几名警卫员，跑到战场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方，甚至和敌人面对面地交火。
不可否认，他的这个作战特点，自然会给第一线的指战员们增添无限的力量和勇气。能够使最危险的阵地稳定下来，或者使最难攻克的阵地被我军突破。可是他忘记了他是指挥员，应该留在指挥部里统筹全局，而不是像普通战士那样去冲锋陷阵。他的这个缺点，如果是当连排长的时候，还不显得怎么明显；等他指挥一个团，一个师的时候，就显得越发危险了。要知道一旦他在战斗中有什么意外，部队就会出现群龙无首指挥瘫痪的情况，到时就有可能破坏上级交给我们的重要使命。”
崔可夫听他这么说。居然出人意料地点了点头，接着说道：“班杜林同志，你说得很对。要知道在前段时间的战斗中，就有过这样惨痛的教训，第192师师长扎哈尔琴科上校。当敌人突破该师的防线，并向他的师指挥部逼近时，他没有听从部下的劝说，迅速地撤退，而是要留下来和敌人战斗。结果等他乘离开师部时，却被逼近的德军坦克发现，他的吉普车被炮弹击中，他本人也当场牺牲，失去了指挥的第192师很快就被敌人击溃了。要不是第62集团军在科斯卡河边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话，估计他们就全军覆没了。”
说到扎哈尔琴科的牺牲，班杜林也唏嘘不已，感慨地说，等回到师里，一定要好好地劝劝萨任上校，不能让他在战斗中轻易到前沿去冒险。
两人的谈话，还是给了我一些启示。我在考虑既然曼纳海姆防线在苏芬战争中，都能给强大的苏军予以重创，假如在斯大林格勒城里也修一道这样的防线，是不是可以在给敌人予以重创的同时，又可以尽可能多地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
正想着，又听到后面的班杜林在问：“司令员同志，我看到您的那名传令兵，年纪看起来还非常小，应该还不到十八岁吧。”
这个话题再度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在我的眼中，西多林简直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可崔可夫为什么会用他当传令兵呢？要知道，比西多林有经验更灵活的战士多了去了。没想到崔可夫一开口，我就知道他的选择是对的，假如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只听到崔可夫悠悠地说道：“班杜林同志，传令兵西多林的名字叫列沃利德.季莫费耶维奇.西多林，今年十六岁。……”说到这里，他看的班杜林想说什么，抬手制止了他，接着往下说，“他的父亲叫季莫菲.西多林，是我第62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处长。战前，西多林中校还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时，我就认识他了。”
季莫菲.西多林，作战处长，我把这个名字和职务联系起来，马上就明白崔可夫说的是谁了，原来就是那个和炮兵主任布劳德一起到顿河渡口制止部队溃退时，遭遇敌机空袭而牺牲的西多林中校啊。
崔可夫用沉痛的语气说道：“16岁的列沃利德.季莫费耶维奇.西多林，在战争爆发后，请求爸爸带他去前线。他爸爸便通过自己的关系，让他在集团军司令部警卫连当了一名列兵。因为我曾经多次见过他们父子在一起，再加上他们彼此长得很像，所以我才记住了他。他很勇敢。枪又打得好，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
西多林中校7月26号中午在渡河渡口旁牺牲，当天晚上，小西多林到指挥所来找我，一见到我的面。马上报告说：‘司令员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遗体已经运到，现在就停在指挥所外面。’
我知道列沃利德是西多林中校的儿子，看到他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时间百感交集，竟然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坐在我旁边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扭过头。对他冷冷地说：‘列兵同志，把西多林中校的遗体，交给司令部警卫连长，叫他们挖好坟坑，准备乐队和葬礼所需的其他东西。’
由于阿布拉莫夫以前不认识列沃利德，更不知道他和西多林中校之间的父子关系。所以无法体会到这小伙子此刻的心情，所以说话的态度显得很生硬。
我当时看到小西多林紧紧地抿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没有让自己哭出来，而是向阿布拉莫夫敬礼后转身离开。
直到列沃列德离开，我才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语气严厉地告诉阿布拉莫夫：‘军事委员同志，您刚才对待列兵同志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崔可夫同志。’阿布拉莫夫被我说糊涂了，他不解地问道。
‘因为刚才的列兵战士，就是西多林中校的亲生儿子！’
听完我的话，阿布拉莫夫瞪大眼睛看着我，有难以置信的口吻，试探地问道：‘真的？！’
当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惊奇地喊了一声，就跑去追列沃利德。
等安葬完西多林中校回来。阿布拉莫夫主动提出让小西多林担任他的警卫员，但是被我拒绝了，我说我会替牺牲的西多林中校好好地照顾他的这个儿子。
第二天，我坐车去自己的观察所，经过埋葬西多林中校的墓地时。我看到了小西多林，他趴在地上，哭得很伤心。我连忙让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冲着他不假思索地喊道：‘红军战士西多林，马上上车，跟我出发！带上冲锋枪，多带些子弹！’
听到我的喊声，小西多林从地上跳起来，掸掉身上的泥土，整了整军装，飞快地跑去执行命令。很快他又提着冲锋枪重新跑了回来，放心地坐上了我的吉普车。
我们在路上聊了起来，我才知道，他的妈妈被疏散到了西伯利亚。我小心翼翼地问他：‘西多林，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看到他腼腆地点点头，我又接着问，‘需要我让你离开部队，去后方找妈妈吗？’
没想到他听我这么说，眼眶里的泪水居然夺眶而出。我当时就明白自己的犯了一个错误，触到了小伙子的痛处。他抹了一把眼泪后，坚定地对我说：‘司令员同志，我不会走的。即使您把我从这里赶走，我也不会离开前线，我要为父亲和其他牺牲的指战员们报仇。’
从那时起，小西多林就是我的传令兵，他就一直没有再离开过我。他比同龄人成熟，即使在战斗中，也表现得很勇敢很开心。只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是会悄悄地为他牺牲的父亲流泪……”
听崔可夫讲小西多林的故事时，我觉得自己的鼻子又开始发酸，连忙扭过头看向窗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抬手擦去顺着脸颊留下的一滴泪水。刚擦掉泪水，却听见旁边传来一声清晰的抽泣声，扭头一看，正好看见司机一手握方向盘，另外一只手抬起在脸上抹了一把。
崔可夫的声音在后面响了起来：“你们都要记住，只要战争一天没有结束，那么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就随时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败法西斯匪徒，把他们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只有这样，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才能享受属于他们的和平生活。”
路边出现了逃难的人群，这还是我穿越以后，第一次看到被疏散的逃难人员。只见他们扶老携幼，正在坑坑洼洼的公路边艰难地跋涉着。里面没有什么青壮的男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妇女孩子，他们有的背着包裹，有的一手提着皮箱一手牵着孩子，步履艰难地向前走着。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走停停，几乎走不了多远，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要是没有隐隐传来的隆隆炮声，估计他们真的是不愿再继续往前走一步了。
我看到难民的惨状，有些不忍，回头问崔可夫：“司令员同志，需要帮他们一下吗？哪怕只是载几个人走一程也行。”
没想到崔可夫直接就摇头否定了：“不行，奥夏宁娜中校，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要执行，不能因为他们而耽误我们的行程。”说到这里，他看了外面一眼，叹了口气说：“对于他们，我只能表示同情，我们是爱莫能助啊。”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