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这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先是遇到了久未谋面的雷斯达耶夫，并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卢金和萨波丘克尚在人间的喜讯。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医院的餐厅里，居然遇到了昔日的炮兵连长伊沙耶夫的母亲，知道伊沙耶夫也幸运地活了下来，正在莫斯科城里的某个军医院里养伤。

　　老太太又从厨房里给我们端了一壶茶，给我们两人都倒上后，她才毫不客气地坐在我的身边。由于有了伊沙耶夫这个共同的话题，大家之间就没有那么拘谨，聊起天也随意了许多。

　　“妈妈契卡，”雷斯达耶夫的嘴挺甜，马上就用爱称称呼老太太，逗得老人家喜笑颜开，才接着问：“快点给我们说说伊沙耶夫的情况吧。”

　　“嗯，给我们说说吧，他是怎么回莫斯科的，伤势重吗？”我也附和道，自打收复车站后，我就几乎没见过伊沙耶夫，至于连他啥时候作为伤员被运回莫斯科，我居然都一点不知情，可见我这样的指挥员是多么不称职。

　　“那天，正好赶上我休息，为响应区苏维埃业务劳动的号召，我也就没闲着，和居民楼剩下的妇女们在小区里挖战壕。突然有个陌生的声音在大声地问：‘请问，这里有谁是伊沙耶夫同志的亲属吗？’

　　我们愣住，齐齐朝说话人看去，原来是个政府工作人员打扮的女人站在战壕上方。‘是区苏维埃的民政助理。’听到这话，我感到心脏陡然一沉，心说难道是我的儿子伊沙耶夫牺牲了，只觉得浑身的力气被一下抽走了似的，一屁股就坐到了战壕里。

　　‘谁是伊沙耶夫同志的亲属？’那个工作人员又问了一遍，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

　　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只是把目光都看向了我。

　　我扶着壕壁，努力想站起来，只站起一半又跌坐到了地上，还是旁边过来一个邻居扶了一把，我才艰难地站了起来，蹒跚着向那个人走了过去，来到了她的面前，用有些变了调的嗓音回答她说：‘我是伊沙耶夫的母亲。’

　　工作人员从她提着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蹲下身体递给了我。我把信封接过来，怎么也没有勇气打开，便又还给了工作人员，恳求她为我念一遍内容。

　　原本以为是儿子伊沙耶夫的阵亡通知，没想到却是儿子负了伤，正在XX军医院养伤，通知我去探望。通知里还说，由于伊沙耶夫同志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上级部门特授予他一枚勇敢奖章，并晋升为中尉军衔。……”

　　听到这里，雷斯达耶夫兴奋地冲着我说：“听见了吗？中校同志，伊沙耶夫也获得了中尉军衔。”我看着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里说在战争期间，升职永远是最快的，你不也当上少校了么。

　　老太太又接着说：“我按照通知上的地址，去找那家儿子养伤的军医院。刚见到儿子时，他身上、头上都缠着染血的绷带，看起来像重伤不治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不过一说话，却发现他精神挺好的。后来找医生一打听，才知道他只是皮外伤，伤势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严重。

　　我在儿子的病床前陪伴着他，听他讲述他的战斗经历。他告诉我说，他所在的部队在波罗金诺被德军打散，他只身一人逃出来时。在森林里遇到了费尔斯托夫排长，跟着他们一起向后方转移。

　　转移途中，遇到了您率领的侦察部队。由于您是最高军衔的指挥员，所以顺理成章地接管整支部队的指挥权，您刚接受部队时，他还挺瞧不起您的，认为一个女人会打啥仗，没准很快就会让大家当俘虏。

　　但是在攻打车站的战斗中，看到您身先士卒，挥舞着冲锋枪带着战士们冲锋；在坚守阵地时，丝毫不害怕头顶嗖嗖飞过的子弹，始终待在最前沿，像一个普通战士一样，端起枪和德国佬面对面地战斗，他才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太太真是健谈，几乎整个下午都是她在讲，我和雷斯达耶夫根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是餐厅的服务员回来上班，要准备伤员们的晚餐，还不知她会说到啥时候。

　　我送走了雷斯达耶夫，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一推门，看见那位漂亮的护士正在屋子里转圈，我随手关上门，调侃地问：“护士同志，您怎么了？怎么像一头笼子里的狮子老转圈啊？”

　　护士听见我的声音，停住了脚步，有些生气地问：“指挥员同志，您到哪里去了？我几乎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见到您的人，还以为您出什么事情了呢。”

　　我笑笑说：“我能出啥事情啊，您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该换药了，”然后给我下命令说：“快躺到床上去，我给您换药。”

　　我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身上的病号服，光着上身躺到了床上。她小心翼翼地拆掉绷带为我换药，用酒精清理伤口时，我感到了一片清凉，没有半点疼痛的感觉，看来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

　　换完药打了针，她为我盖好了被子，说了句：“指挥员同志，您好好休息吧，别再到处乱跑了。”然后端着装着瓶瓶罐罐的托盘就出了房间。

　　她给我打的针剂里，估计还有镇静剂的成分，不一会儿的功夫，我就觉得眼皮越来越沉，渐渐地睁不开眼，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

　　在半睡半醒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飘出了房间，飘出了城市，飘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从高空俯视下去，在一望无边的森林中间的开阔地上，到处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数不清的炮弹在双方阵地上爆炸，一团又一团腾起的烟雾随即被风吹散，在战场上形成了一片烟雾区。

　　我继续向苏军的纵深飘去，很快来到了一个村子的上方。村西口停着一辆T—34坦克，几个坦克手正坐在坦克上抽烟聊天，一番悠然自得的样子。除了他们，周围就再也看不到我军的战士。村口竖着块大木牌，上面有黑笔写的地名：“佩什基村”。

　　坦克旁边的木屋子里貌似有不少人，我好奇地飘过去想看个究竟。房间里一片嘈杂声，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分析形势。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高级指挥员我几乎都认识，除了第16集团军的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参谋长马利宁，还有来自方面军司令部的卡梅拉将军和库尔金将军，从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被朱可夫派来调查情况的。

　　这时，卡梅拉将军站起来，对在场的人大声说道：“方面军司令部的同志们，不用再讨论下去了，负责防御这个区域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已经到了，我们不要再妨碍他指挥作战，都走吧！”说完走过去和罗帅哥握了握手，带着方面军司令部的调查小组离开了。

　　我跟着他们穿过村子，来到了村南面，发现这里的建筑物中间，停着大大小小二十几辆汽车，一群司机本来围在一起闲聊，见到指挥员来了，赶紧散开立正敬礼。来自方面军司令部的司机们敬完礼，连忙跑去打开车门，请自己的指挥员上车。

　　看着方面军司令部的调查小组的车队远去，我又回到了罗科索夫斯基所在的木房子里。此时司令员、参谋长，正和司令部里的参谋们分析着战局。根据种种迹象显示，近卫第八师有部队到达了村子北面五六公里外的森林里，而其他的部队还在边打边撤，暂时没有进入指定的防御区域。

　　大家正在研究敌我态势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把大家吓了一跳，集体回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才发现原来是一枚德军的坦克炮弹打穿了墙体，落到了房间里，不过令人庆幸的是炮弹没有爆炸。

　　罗科索夫斯基脸扭向一名指挥员，着急地问他：“指挥员同志，您的坦克布置在什么地方？您的坦克兵又都在干什么？怎么让德军轻易地摸到了村子外面，也没人发出战斗警报。”

　　坦克兵指挥员的回答，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惊：“对不起，司令员同志！我在村子的北面阵地上给步兵留了两辆坦克，其余的坦克开到杜雷金诺加油去了。”

　　“什么？”马利宁一拍桌子，气得破口大骂道：“胡闹！简直是胡闹！”

　　罗科索夫斯基还在努力保持镇定，淡淡地问坦克指挥员：“您确定这两辆留给步兵的坦克还在阵地上，没有开去加油啊？”

　　坦克指挥员显得盲然，他辩解说：“根据条令，在战争中一般是从后方给坦克运送油料的，而不是从前方给坦克运送油料。我从接到把所有的坦克都调到佩什基的命令后，就开始派坦克去加油了。”

　　“报告！”一名作战参谋推开门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向罗科索夫斯基大声地报告说：“报告司令员同志！德军坦克沿公路冲进了村子，冲锋枪手沿村子的各个方向推进，对一幢幢房子扫射。最多再过三分钟，德军的坦克就会到我们这里。”

　　罗科索夫斯基吃了一惊，冲着在场的指挥员们大声地问：“我们封锁公路的部队究竟在什么地方？还有，我们的汽车在什么地方，还完好无损吗？”

　　“司令员同志，”开口说话的是参谋长马利宁，他忧郁地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只能赌赌运气了。”

　　“我们走！”罗科索夫斯基喊了一声，然后带着大家走出木房子，四处察看。在村子的上空不时有炮弹飞来飞去，时而落在他们的前方，时而落在他们的两边。一些炮弹呼啸而过，却轻轻落地；有的炮弹掉在建筑物或围墙上，但没有爆炸。我定睛一看，原来这些都是德军坦克发射的假弹。

　　那辆T—34坦克还停在房子旁边。坦克指挥员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坐到坦克里头去。但罗科索夫斯基却命令他马上坐这辆坦克去找自己的部队，指挥坦克兵掩护公路，不让敌人继续沿铁路前进，要知道铁路在佩什基以南6～8公里处横穿过列宁格勒公路。

　　他们一行12人疏散开来，保持在相互能看见对方的距离上，悄悄地走向村子的南面。而那辆T－34坦克则开足马力飞快地向西前进，吸引着敌人的注意。坦克驾驶员的技术非常棒，他驾驶的坦克在敌人的猛烈射击下，迅速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而罗科索夫斯基他们则小心翼翼地沿着街道向村南头靠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汽车。那些在这里焦急等待的司机们，看见指挥员们的到来，立刻纷纷奔向自己的汽车，打开车门招呼着他们上车逃命。

　　由于村子北面的阵地上，根本没有我军防守，所以德军得以长驱直入，迅速地突入了村子。德军的坦克更是一马当先，冲在整个部队的最前面，看见罗科索夫斯基他们的车队，立即加足马力追了上去。

　　看见罗科索夫斯基他们形势危险，我不禁担心地叫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