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外不是人的王知府自费一千二百两，送走了杨昆和辽东人回武昌。
这事如何申详上宪，还得仔细斟酌，找来刑名师爷反复商量，他自己动笔拟了稿子，改了再改，把整个事发经过以及后续处理都详细写明白，说闹事之人都已拿到，听候发落。
但是并没有提到起因是停考一节，又把武童闹事，拆毁府衙大堂的情形，写得轻了些。
坐等消息的时候，王贤传了武学教官到府训话，告诉他们商人已去，前头武考未曾考完，定下后天接着考下去，命他们晓谕各地考童。
谁知到了考试的那一天，来赴考的寥寥无几，其中一半是盘缠用尽了，不得不返回家去，永顺府都是山地，往来通知极为不方便，两天的时间哪里够用？另一半自然是参与闹事的，唯恐知府大人借考试为名，张网捉拿他们，故此畏罪不敢露面。
对此王知府无可奈何，今年只能草草完事，让所有人都过了关。而那些乡绅又陆续来催问了好几次，躲无可躲的王贤遂推诚布公的当面说道：“此事已经了禀明上司，必须听候发落，本官无法做主。不过本官承诺拿到的人，但有一线可以开脱他们的地方，我一定竭力替他们开脱。还有大量武童聚众以及打坏大堂的那些事，都已经隐瞒了下来。”
那些乡绅压根不感激他，面上锦里藏针的说道：“府尊体恤我们百姓，诚属地方之福。但这事实实在在是因停考而起。”
“唉！”王贤长叹一声，当初怎么就没先考完试，再应付辽东人呢？
此后有些忠厚的乡绅，也不再来缠绕他，也有几个奸猾之徒或被关押的亲属，不耐烦等待，偷偷拟好了状子，跑到武昌上控去了。
且说军中笼统的可分为新派和老派，勋贵中亦有靖难系和开国系之分，而官场上有传统的南党和北党。似乎徐灏穿越的时间点冥冥中自有天意。经过朱元璋一轮又一轮的横扫官场，开国以来的文官保守势力几乎都不成为势力，可以说朱元璋治下的官场，基本没有所谓派系。
再经过靖难之役。方孝孺齐泰等资历深厚。名望甚大的大臣遭到了重创。官员们犹如一盘散沙，堪称是明朝文官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时期，为徐灏默默推动很多事提供了绝佳方便。即使没有东厂和锦衣卫，也很少遇到整个官场的刁难。
再来明初的风气相对开明，官员们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程朱理学还没有形成气候，八股也没有根深蒂固，比如报纸，比如新式学堂反而受到了欢迎，因报纸为众多读书人提供了了解国策和地方消息汇集的平台，新式学校也能更多的教化年轻人，没有触及到基本国策。就连缠足也是尽可能的靠舆论宣传，用各种方式提出反对和批评，没有一刀切的下旨全面禁止。
徐灏谨记着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没有内阁和众多官员们的拥护，他绝对不会强行推动某一项革新，从而把自己推到了官场的对立面，看似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无畏，实则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即使要和某些大臣打擂台，也得尽可能的寻找政治盟友。
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到任何国策中，即使要做什么事，也是先和杨士奇解缙等人沟通，再说服朱高炽，往往妙就妙在这个时间点上，也妙就妙在此乃没有朱元璋和朱棣两位大佬的大明朝，皇权不知不觉中在缩减，文官的势力还没有稳固，藩王被集体压制，宦官仍然是帝王家的奴才，只要不违背大明律，没有阉党把持朝政，与文人保持亲善，则几乎做什么事都可以，只要有足够光明正大的理由。
如果是采取高压治国的清朝，写首诗都会灭家的时代，恰好赶在了前期，那还是老老实实地的做小地主吧，若是有幸穿越到风起云涌的清末民初，也不要光想着实业救国，干脆造反来的简单有效些。
徐灏推崇格物致知之道众所皆知，注重发展商业振兴经济，凭借火枪火炮和炮舰的事实，说起话来也有底气，推出了标点符号和阿拉伯数字，重视白话文的写作，重视书籍的印刷和推广，重视医学卫生，重视各行各业，重视民间疾苦，重视专向人才，重视航海贸易，屡次说过明朝的识字率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强盛进步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话题，必然会有一些官员或主动或被动的受到感染。
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想替百姓做些事的官员还是很多的。报纸上经常刊登每年各省各府县的统计数字，即使统计的不算科学细致，但比如苏杭一带的经济规模远超其余省份是显而易见的，两湖两广等而次之，其中近几年辽东和山东沿海以及松江府异军突起，就算没有撼动传统的富庶地区，也已经比云南贵州等偏远省份强出许多。
所以衡量一位官员又多了一条标准，对于治下的经济是否起到了提升的作用，以前这也是考核官员的主要依据，治下民不聊生或是百业昌盛，如今多了更加显浅易懂的统计数字，由此应运而生的专门行业，即真正的专业文职官吏。
武昌的布政使傅大人，就是极为讲究经济的，这或许和他出身商贾之家有关系，很推崇经济能够带动民生这句话，他专门研究过辽东，不依靠田税人头税等的情况下，凭借海外贸易和工厂作坊以及采矿业，即能收取足够的税银修桥修路，养活兵士，购买粮食，从必须得到朝廷各方面的供养到逐渐自食其力，这对他的触动非常大。
他听了杨昆和辽东人的牢骚，见本地百姓如此顽固。永顺府除了山还是山，不开矿的话，怕是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这该怎么办？
左参议说道：“下官从前在那府里，也做过一任知县，地方上的百姓，确实极其顽固不化。那时下官要修路，遇到了许多阻力，一面开导他们，一面碰着有不遵教化的。就拿他来重重的办了两个。做了一个榜样，后来百姓都不敢怎么样了，把路修到了大山里，沿途百姓都得到了实惠。再修路反而方方面面全都大力支持。”
傅大人说道：“是啊！我想要办一桩事情。总得先立一个威。好叫百姓有个惧怕，虽难听也没有法子，朝中说民智未开就是这个道理。绝大多数百姓连大字都不识一个，单靠解释是没有用的，必须恩威并济，所以自然而然会跟着我们到这条路上去。不然，现在朝廷交代办理的事情又多，百姓动不动的聚众挟制官员，开了这个风气，还了得？我看王知府这个官有点做不来，不如暂时请他回省，这个缺就请老哥去辛苦一趟。”
左参政是从四品，而知府是正四品，这位官员名叫李登，是被弹劾行为不检没有升官，降级进了布政使司，相当于后世市委书记被平调做个分管卫生教育的副省长，就等着退休了，参议没有定员。
能够暂代知府自然再好不过了，李登顿时满心欢喜，赶忙起身道谢。
傅大人说道：“当然此事我还得与马大人商议一下，如果他同意了，你先把永顺的百姓整顿一番，此乃首要之务。”
明朝的封疆大吏远没有清朝总督来的的位高权重，时下地方最高一级是承宣布政使司，采用正二品左右布政使以相互制衡，相当于省委书记和省长，负责治下的民政税收。
又有提刑按察使司的正三品按察使监督，分管一省之内的司法，有权拒绝布政使的干涉。
都指挥使司的正二品都指挥使负责带兵和防御，也有资格反对来自布政使司的命令。此外还有遍天下到处乱窜的十三道共一百一十个巡察御史，专门收集任何的风吹草动，以弹劾检举为己任。
中央三法司和内阁六部对于下面的控制十分严格，加上众多的藩王府，连皇帝都敢骂的六部给事中们，加上人数庞大的士族读书人，所以做布政使还是相对很苦逼的。
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官员间相互推诿的事情，或是面对大规模的百姓造反，朝廷便任命都御使或十三道御史担任暂时的一省首脑，把权利集中在一人手中，便于应对，即巡抚！而巡抚是直属于朝廷的，后来有些省形成了惯例，巡抚位于承宣布政使司之上，到了满清则干脆设置了总督，到了民国称为省长。
大明皇帝们也很苦逼，朱元璋苦心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将相权归于皇权之内，可也令皇帝的工作压力倍增，他老人家一天可以批阅二百多斤的奏章，后代子孙却没那么勤奋和充沛旺盛的精力。
内阁的诞生绝对是最牛逼的，时至今日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即使都学习借鉴的英国内阁制，但不能否认明朝的创举，包括最完善的文官科举制。
首先必须承认中国的疆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情况之复杂，综合治理的难度要远超过欧洲诸国，明朝的行政体制是当世最为庞大，最为精细也最为复杂，在欧洲正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已然建立了一套完整而实用的文官制度，相比英国十九世纪的文官制度革命，足足早了四百年。
明朝还有一个独创，是设立了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帝王建言、劝谏、提出批评，还掌握着大明一十三省和各都司衙门等各级官员的弹劾与制裁大权。
对皇帝本人的劝谏由通政司来完成，所以通政司也可以弹劾和规劝皇帝，甚至有权封存皇帝下发的诏书，并且皇帝不能由个人喜好随意更换通政使。
除了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官员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包括皇权在内的国家行政权力都不会出现恶性膨胀的现象。
当然明朝还有著名的特务机构，明代宦官乱政也是明朝一大毒瘤，但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帝王是死于太监之手的，哪怕权势如日中天的刘瑾、魏忠贤、汪直等人，皇帝一声令下即会瞬间灰飞烟灭。
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不管是真是假，现在徐灏已经一手掐断了东厂西厂，限制了锦衣卫的权利，再也不能无节制的滥捕官员，使得文武百官、百姓、军队不会再与皇帝离心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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