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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乾即位之后，对于大唐国内的治理方针是以宽容为主要的基调，强调官员廉洁的重要性，也强调官民和谐的重要性，比如官员不能欺凌百姓，仗势欺人，否则，地方上有头有脸威望很高的老人家可以直接向上一级政府乃至于朝廷举报这些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朝廷专门派遣吏部设立部门，直接对皇帝负责，专门监察官员个人行为。
这是李承乾在和李象谈话过后，从苏宁的话语里面得到的启发，或许也算是苏宁给他间接的上奏，毕竟当了皇帝以后，不能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的和苏宁举办家庭聚会，以免群臣对苏宁过于嫉妒，害了他，不过通过李象的传话，李承乾还是可以时时刻刻得到苏宁的最新想法。
比如对官员行为的监察，李承乾觉得苏宁说的意思就是，他所痛恨的贪污**之所以屡禁不绝，就连李二陛下都无可奈何，主要还是天下之大，皇帝鞭长莫及，官员之间官官相护，蒙蔽了皇帝，使得皇帝有心但却无力，所以如果想要禁绝贪污**之事发生，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官员有害怕的事情或者人物。
这还必须要有距离官员比较近，让官员觉得有一把剑悬在自己头上，只要自己一旦犯错，这把剑就会立刻掉下来取走自己的性命，有了这样的担忧之后，官员才会不敢贪污**，鱼肉百姓。否则，只是靠着人数缺乏的御史，是行不通的，民间就有一个潜规则，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于是就算是强龙。到了人家的地盘，也不一定就能伸张正义。
这一点就算是在民主国家里面也时有发生，绝对的廉洁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对的廉洁还是可以做到的，主要就是看制度和民心，大唐绝对具备民心，或者说每一个国家都具备这样的民间基础，一旦发生官员贪污**的事情，首先损害的就是民众的利益。民众绝对是反腐要求特别高的一群，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民众来制约官员。
当然最后一句是苏宁没有说的，大唐的官民之间还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民是斗不过官的，以民告官，就是以下犯上，不论是否可以打赢官司。都要吃板子，然后流放。李二陛下别的不看重，这一点特别看重，他所着眼的反腐是他所主导之下的反腐，而不是民众的自发行为，如果是民众的反腐，打击官员。那不就是造反吗？
李二陛下不能接受。
李承乾的想法比之他的父亲似乎要开明一点儿，他认为民和官之间虽然应该有着明确的分割线，但是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官员都是从百姓而来，换言之。官员也是百姓中的一份子，不能说你做了官就是大老爷，就要让所有百姓敬畏你，害怕你，处处忍让，官逼民反的事情可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史书上历历在目。
所以李承乾允许民间的领袖，也就是德高望重的三老之类的人员，他们可以拥有弹劾官员，检举官员的权利，只要一地官员闹得民怨沸腾，三老之类德高望重的老者就可以检举官员，一经查实，首先就是罢官，带回长安受审，然后再说其他的。
这条命令颁布以后，民间对于李承乾的仁政又是一片赞美之声，都说国朝多年征战，虽然屡战屡胜，国朝因此获利良多，但是军队的损失和物资的损耗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我们得到的更多，但是损失的人命是无可替代的，征战十数年，民间思定，官兵也想要修养，新帝登基，与民休息，施以仁政，乃是大唐之福。
承和初期，大唐出现一个比之贞观大革新时代更加政通人和的时代，开创者就是李承乾，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显赫的军功，没有足以名留青史的大事件，但是却是大唐建立以来民众幸福感最高的时期，官员们都在老老实实的做事情，没有牛鬼蛇神在折腾，地方军政分开之后，军政制约，三老权利确立之后，民官制约，地方官员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办事情，丝毫不敢逾越。
大唐安定下来，全力发展，全力恢复，不断的舔舐着之前的小小创口，疗养院制度更加完善，一些无依无靠的孤女成为了疗养院的主要服务人员，伤兵疗养的时候，也正好促成了伤兵和这些孤女的感情培养，无形之间解决了一大批光棍官兵的个人问题。
军人的地位更加崇高，李承乾竭力宣扬军人的荣耀和担当，提高军人的待遇，尤其是常备战斗军和常备守卫军，至于府兵，似乎并没有被多少提及，战斗在祖国边疆的常备战斗军和守卫在祖国各地的常备守卫军才是百姓们崇拜的对象，他们是职业军人，只有一个任务，保家卫国。
从此时开始，不知不觉间，府兵制度渐渐被人所遗忘，常备军成为了大唐军队的主流，参谋总部所统辖的军队渐渐转变成了常备军为主，府兵为辅，府兵基本上成了真正的辅兵，李承乾虽然没有明言现在就废除府兵制度，但是也明里暗里的暗示，鼓励府兵加入常备军队，成为职业军人，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回家种田也没人拦着你，农为国之本嘛！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面，一直到李承乾承和末年，府兵制度名存实亡，后世人们都认为，正是承和皇帝这样的举措，使得府兵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常备军制度成为军队主体，也为更加后面的义务兵役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唐政通人和，正在稳定的发展着，但是其他的国家却没有这样的运气了，比如波斯帝国，自从阿拉伯之役结束之后，波斯帝国就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所谓内忧，就是立下大功的军方集团和把持政权的顾问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还有随之如来的军方内部骑兵和步兵之争以及顾问内部的政权之争，还有民间的起义反抗斗争。
至于外患，当然就是罗马帝国的步步紧逼，战争结束之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重新进入了对峙状态，若不是大唐军队的介入，要求双方保持最后的理智，估计两国真的要不计生死的决一死战，虽然在那之后两国也爆发了数次十万人以上的会战，但是都没有发生过皇帝御驾亲征的战斗了。
罗马帝国自己也不安稳，国内的反战情绪相当高涨，民众不堪重负，不堪严苛的赋税和繁重的徭役。还有更加惨无人道的兵役，被逼无奈从而揭竿而起者不在少数，渐渐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双方都没有精力和对方决战，没有经历和对方扯皮，于是秘密签下停战协定，掉头都在那儿忙着镇压国内起事，后院起火的事情可不能做。
相比起来。阿拉伯特区之内的安定和和平却是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所没有的，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当然了。波斯帝国比起罗马帝国的底蕴深厚，要更加麻烦一些，不仅仅有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还有一重更重要的忧患——民众的潜逃。
如果说中国汉族是世界上最温顺的种族，那肯定是不正确的，人都是一样的不管经过了多少文化的熏陶。本性不会变，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这一点大家都一样，头上的政府只要做的不是太过分，大家只要还有饭吃。就不会起来闹事，除非被逼到了绝境，才会出现起义，但是既是如此，起义的还是少部分，想方设法活下去的，才是绝大多数。
换言之，不到最后不反抗，说的是绝大多数人类。
所以相对于波斯人离大唐比较近，罗马人只有反抗一条路可以走，而距离大唐比较近且有先天优势的波斯人有更多的道路可以选择，他们不会反抗政府，他们害怕；但是之前，大唐军队和军人给了他们很好的感觉，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无法承受国内的高压之后，选择了逃向大唐寻求庇护——那些大唐来往的商人告诉他们，大唐的生活很好，而且人民除了缴纳一部分赋税之外，不需要承担徭役。
他们战战兢兢的逃向大唐，一开始还比较拘谨，他们不知道那些威武强大的大唐军人会不会接受他们，他们派了几个代表悄悄的来到大唐边界，缩头缩脑的和大唐军人进行交涉，表示他们很饥饿，希望得到食物，希望有安稳的生活，并且已经无法承受波斯政府的高压政策了，他们渴望和平。
大唐军人没有驱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拔出刀剑，而是找来了军官，军官不能决定，就去找将军，找到了边军统领大将焦长河之后，焦长河表示不论别的什么，他们已经很饥饿了，还有很多的妇孺老人，出于我们的良知，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我们远征阿拉伯的时候，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粮食，我们应该让他们有食物可以吃。
于是第一批波斯难民从大唐军队这里的到了大唐的食物——大米和肉食，他们吃得很香，那一批难民都得到了食物，他们对大唐感激不尽，大部分人带了一些没有吃完的粮食回到波斯给他们的亲人吃，而有一小部分，大概几百人，跪在焦长河身边，说他们不愿意回到那里，他们希望可以成为大唐的子民，交纳赋税，遵纪守法，哪怕比一般的大唐人缴纳更高的赋税也可以。
焦长河和边军将士觉得很震惊，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和统治政策，才会让波斯人放弃他们的祖国，投奔大唐而来？那时已经是贞观后期，大唐已经强盛很久，朝廷政策也温和了很久，大家已经习惯了富足安逸没有徭役的生活，正是因为亲人有这样的生活，他们才会选择从军报答朝廷，所以他们一时间并不能接受波斯政府还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统治。
正义感泛滥的焦长河开启了一个先河，总计五百二十七名波斯难民在没有得到安西都护府大都护同意的前提下，进入了大唐的领土中，首先安置在边军军营里面庇护着，焦长河派人快马报告安西都护府，希望可以接纳被压迫的濒临死亡的波斯难民进入大唐境内避难，他们愿意成为大唐子民。
这个先河一开，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第三天，总计三千一百二十六名波斯难民一起来到了波斯大唐边境，男女老幼一个不缺，甚至还有在襁褓中号哭不已的婴儿，焦长河面对这种架势也震惊了，不敢擅自做决定把这样多的波斯难民放入大唐边境，他也预料到了，一旦他允许这些人进入大唐边境，下一次来这里的，估计就是三万人了。
在人口决定一切的时代，人口就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波斯政府会如何反应？
焦长河坐不住了，他把指挥权交给副将，命令副将暂时不要让他们进入大唐国境，只是供给他们粮食，让他们在外面等待，他决定亲自赶往安西都护府请求大都护决断，不，不是大都护，是皇帝陛下的决断。
然而就在焦长河赶到安西都护府的当天，在波唐边境发生了波斯官员和军人追击而来砍杀波斯难民的事情，那名副将比焦长河还要正义感泛滥，当场就忍不住了，事实上，经过多年熏陶，大唐军队普遍认同一个道理——把刀剑对着本国子民，是一种耻辱，除非他们叛国。
波斯人肆无忌惮的残杀本国子民，乃至于一个波斯官员毫不犹豫的把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狠狠摔在地上，一个时辰之前，副将还专门从别的军营要来了一桶煮过的牛乳，喂养这个因为母亲饥饿没有乳汁而饿得奄奄一息的婴儿，看着婴儿恢复了活力，一群士兵们笑得很开心，但是转瞬之间，这个婴儿死于非命，在他生命刚要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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