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并不是消极应对。
一边是迅速展开军事行动，有上次跟英国的全球战争经验，第一时间派遣海军主力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切断了印度跟英国之间的联系。向美洲派遣了一支50艘战列舰的强大分舰队，控制整个美洲做不到，但保证美洲西岸在自己手里还是能保证的。
有欧洲公司以克里特岛为基地进行的破交战牵制，英国舰队就无法随心所欲的调动，必须在地中海和本土保持一定数量的军舰，美洲地区就不会成为海战的主战场。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但可以保证中国在美洲西部的军事行动，而且可以保证跟美洲之间的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皇太子朱继统相继攻打了墨西哥城和利马，但却没有在拉普拉塔发起军事行动的原因，因为西班牙在拉普拉塔得到了英国海军的支援。
海上依然跟上次战争一样，相当胶着，遥远的距离让双方谁都无法短时间内消灭对手。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中国不但继续控制着苏伊士运河，而且在地中海拥有一块稳定的基地，克里特岛，还跟地中海上的新兴国家希腊关系紧密。如果双方可能爆发大战的话，地中海一定是一个突破口。
战争才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印度的战争也还没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印度英军暂时占据优势，美洲中国軍队暂时占据优势，但都不是什么决定性优势，这是一场一开始就向长期化发展的战争。
可即便面对这种情况，周琅也没有进行动员。
中国现行的一套战兵加辅兵军事制度，目前没有表现出任何弊病，而且已经相对完善。
战兵就是按照欧洲常备軍队模式组建，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军官都是经过正规军事学校毕业的军官，职业素养、军事技能都堪称专业。辅兵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但跟刚开始的地方团练，已经不能等量齐观，而是相对正规的軍队，可以看作是地方驻防军，卫戍部队。
最开始，辅兵确实相对粗陋，跟地方团练没什么区别，一直有子弟兵的外号。随着时间的退役，正规部队的军官和老兵逐渐退役，退役军官甚至老兵都被安排回自己的家乡，负责辅兵的训练和指挥。一来是给这些退役军官和老兵找一个生计，二来也通过他们完善辅兵的管理。
在十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就已经有足够数量的退伍军官和士兵能够让辅兵像战兵部队那样较为正规的管理和运作了。他们的训练方式，战斗方法，跟战兵其实没有区别，依然是在重火力方面逊于战兵部队，在军饷待遇上没有战兵部队高。
这些正规化的辅兵数量相当庞大，每个省至少都有一个辅兵军，人数12000人到15000人之间。有些人口众多的省份，则有两个辅兵军，比如广东以珠江为分界，组建了两个辅兵军，成为广东左军、右军；湖南也有两个军，称湘东、湘西军；四川甚至有三个军，川北、川西和川东三军。
这些正规辅兵军总计40个，总人数高达50万人以上。这50万人和30万战兵部队，都是可以随时出征的脱产軍队。
但还有一些后备军，则是真正带有地方特色的民兵；保甲制度，从秦朝商鞅变法时代出现，到汉朝就开始废弛，主要是秦朝崇尚法家，汉朝前期奉行黄老，中期推崇儒道。汉代之后的朝代，多次反复。唐朝推行的府兵制度，将唐朝推向了盛世。这种府兵制度，中国人认为是传统的保甲制度，西方人认为是源自内压的部落兵制度。用土地来换取服役，然后随着国有土地资源的消耗殆尽，軍队也就开始衰弱。
府兵衰落之后，大堂开始大量使用游牧雇佣兵，对一个君王来说，提拔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人才作为心腹使用，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既能强化皇权，又可以应对外来挑战的效果。但相应的代价就是军队和国家、职业武士和普通民众之间，被完全割裂开来。自边区的藩镇陆续任用蕃将以及以佣兵为主力后，边区军队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开始脱离皇权的控制独立运作。最后就出现了胡人将领安禄山叛乱，将盛唐的从云端拖入了深渊。
西方有罗马人蛮族雇佣兵，最后大权旁落，罗马帝国被蛮族控制最后灭亡的惨剧，东方有盛唐依赖胡人军团，最后酿成安史之乱的苦果。周琅觉得，还是地方士兵更靠谱一些，推行完全的职业化軍队制度，对财政的压力太大。加上士兵脱产太多，对经济又有不利影响，少数正规军当然可以职业化，脱产化，但接受一定程度训练的后备兵员，还是不应该完全脱离生产。
农业生产有一定的间歇性，闲忙之间十分清晰，每年都有相对固定的一段时间的空闲，其实十分适合集中起来进行训练。瑞士的雇佣兵之所以盛行一时，就是那些乡村农民在空闲时候，定期训练的结果。
尽管这种寓兵于农的政策，很有可能让地方势力在軍队中影响力过大，从而形成抗衡皇权的力量，被古代中西帝王担忧不已，宁愿雇佣外族雇佣兵，也不肯放任地方势力做大，周琅也担心，但考虑到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古代，正规兵的战斗力足以弹压这些仅仅被当作后备兵员的民兵。
另外一种考量，则带有鲜明的理想色彩，那就是周琅觉得，一个制度，即便有漏洞和弊端，在早期往往也表现不出来，府兵制不也强盛一时；往坏的一方面想，假如他的王朝真的有朝一日开始腐朽，那么让中国社会内部的武装力量取而代之，也比让外敌入寇来的要好。天下没有永恒的王朝，假如注定灭亡，在被农民起义推翻和异族入主中原之间，周琅宁愿选择农民起义重建秩序，在农民起义和地方豪强取而代之之间，周琅又宁可被地方豪强取代，因为地方豪强相比农民起义，往往更加节制一些，不会杀戮过重。
当然这种制度，也只是在现行社会现状下设计出来，是基于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情，一旦城市人口开始占据优势，这套制度必须改变，但周琅恐怕是看不到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业化，中国城市人口翻了数倍，但也只是从不到百分之十增长到接近百分之三十，就是这三成在城里谋生的人口，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乡村社会，大多数人逢年过节都会选择回乡过年，真正常驻城市的，纯粹意义上的“城里人”，数量也就一层出头，这种现状距离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状态还差的很远。
农民做士兵，相对来说是很靠谱的，淳朴、温顺的农民，很容易转化为服从性强的士兵，普鲁士的胜利，就是基于容克地主对农民士兵的管理，历史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小毛奇等容克高层军官，都对城市兵充满了不信任。小毛奇一度很不愿意进行总动员，认为那样就不得不征召大量的城市兵加入軍队，担心城市居民的油滑习性会带坏德国軍队的传统风气。
当然周琅还是对保甲制的乡勇士兵做出了大量的防备措施，地方豪族担任的保长等地方官职，往往只是负责将农村士兵召集起来，负责训练的是军方派来的专业军官。当然这些地方豪强势力，他们依然对这些士兵拥有影响力。因为这些农村士兵没有脱离乡村社会体系，乡村社会又是这些地方豪族、乡绅们把持的。再加上有各种数以百年形成的复杂血缘、姻亲关系，这些训练出来的士兵，真的到了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肯定还是听他们的族长、地主和黄老爷的。
但只要社会秩序不崩坏，在完成工业化之前，这一套乡兵制度就是最适合的。因为不训练这些农民劳动力作为补充，就得选择其他力量，比如哈萨克的牧民，他可能更容易动员，让他们作为部落雇佣兵，战时随时都能召集起来，但能放心吗？一旦社会秩序崩坏，这些部落軍队将成为最有战斗经验的武装力量，内地完全没有战斗经验和武装经验的农民，只是羔羊罢了。
所以周琅权衡之下，在保持战兵和辅兵两支常备兵之余，大量训练乡兵作为后备兵员，这样的兵员数量，基于三亿农民的基础，男女比例基本平衡，男性就有1亿5千万，人均寿命已经到了50岁，假设每个年龄段都是平均的，那么每个年龄段都有300多万男性人口，兵役征召年龄为18到30岁这12年，可以征召的兵员就有3600万男丁。事实上，数量比这个还要多，因为人口处在增长阶段，人口状态偏年轻化。
但因为物质资源的限制，周琅不可能训练4000万士兵，因此即便是乡兵，也往往要经过挑选之后，才能充作乡兵。之前大家对历朝历代的兵员进行过详细对比，认为十丁抽一是一个安全的界限，这样的抽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力最小，所以古代很长时间，都在战争期间执行这个标准；个别危机时刻可以达到五丁抽一，但不能做到常态化。所以最后周琅确定的训练人数是按照五丁抽一的比例，也就是从4000万适龄兵员中，拣选800万进行训练，但战时长期作战最多也只能抽调400万軍队，危机之下，比如有亡国之祸的时候，可以动员800万人作战。
这个数字，在所有人看来，都是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