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曾瑞龙的《经略幽燕》前言：二月，我为了安抚网友，就把还在秘密写作的《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发了几章，并同发“上班族”等论坛。新科动漫的“经略幽燕我童贯”说我发的是水贴，要移到灌水区。后来，我又看到在另一个帖子里，他笑一网友智商、看不懂曾瑞龙的《经略幽燕》。我想，那是个什么玩意？于是找来一看，不禁笑掉大牙：这种说书先生的口水，也能叫研究？于是，写下此文，并为本兵家剑客的《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系列做一个总结。
你要歼灭战，我就给你歼灭战。
一、研究事物，特别是对庞大的、多要素系统的研究，必须从基础开始，由微观到宏观，掌握清晰的资料，然后才能从宏观到微观。不能从一开始就从宏观入手，甚至搬一些自己都不懂的名词概念来装点门面。
对军事技战术乃至军事系统科学掌握的粗疏，必然导致对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茫然无知，直接导致了曾瑞龙对军国大事（以军事斗争为基础之一）理解的轻浮。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空中楼阁，没有专业基础，只是扯淡。
比如，他在一个论点“崇尚野战取向反映在在兵器的选择上”时，就概略介绍战例，然后总结说：一、宋人的强弩似乎是对付辽军骑兵的有效武器。二、另外一些情况下，也可以看出五代和宋初的军队对近身肉搏的战技也是非常重视的。
表面上看，这种总结无大错误，但是，它非常粗疏，是破碎的、非系统的、没有深入研究军事斗争核心规律的看法，没有实用价值，一堆废话而已。本兵家剑客早已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一、二、三、四（上）”中系统总结过，这就是古代兵家和知兵者在进行敌我基本军备特点比较后，发展出来的“火力齐射”和“短促反冲锋”战术，其中涉及战场空间、距离、时间、有效射程、杀伤力、对战机的把握、战术配合、冲锋的有效性、对敌战斗组织系统的着重打击、合适的追击距离诸要素。对以上战术配合使用得精妙的情况，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有效射程内、火力齐射饱和攻击、继而迅猛反冲锋”。
正因为曾瑞龙根本就是军事外行，他才反复说“五代和宋初军队有崇尚野战的取向”。其实，归根究底，不是那个时代的军队崇尚什么的问题，而是军事斗争的客观要求决定了五代和宋初良将们的选择（后来大名鼎鼎的岳飞也是如此）——这是从几十年实战的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经验，也与自古兵家的理论和实践相契合，不是曾瑞龙这种“说书先生”式的二道贩子可比。
更可笑的是，曾瑞龙硬生生编出了“内政导向和野战取向的战略文化的关系”这一命题，把立足于客观实际的军事科学、军国大事，说成了“战略文化”这种包装着文艺范的屁话。
二、以“火力齐射”和“短促反冲锋”战术为核心的防守反击，是中原军队摆脱单纯守城、打击北亚骑兵有生力量的正确方法，是在遵循军事客观规律下积极主动的战术组合，可以将北亚骑兵对中原地区的破坏降低（相对单纯守城而言），避免落入越战越贫困的境地。这种战法，属于有限使用武力的军事策略，即《孙子兵法》所谓“势险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常人只注意到“节短”和“兵贵神速”，以为是单纯的速战法，没注意到《孙子兵法》是推崇“全胜”的，“节短”之前还有“扩弩”这个长期蓄力的过程。
（一）、对中原军队与北亚骑兵的长短比较。（之所以用北亚而不用草原这个词，因为北方不止草原，故而北方骑兵集团的来源有游牧和渔猎两大类）
1、北亚骑兵的基本长处：（古代资料参见注解1）
（1）北亚集团的马匹在自然条件的锤炼中长大，其体格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
（2）北亚骑兵骑射功夫强，且适应复杂地形。
（3）北亚骑兵常年经历风餐露宿，比中原人忍饥耐渴。
2、中原军队的基本长处：（古代资料参见注解1）
（1）在平原上，中原的轻车兵和突骑兵，对骑射骑兵进行果断的冲锋，则可以冲乱其组织。（即反冲锋战术）
（2）在长戟兵保护下的强弩兵，无论射击的命中率和射程，都超过北亚骑兵的弓射。（火力齐射）
（3）坚固的盔甲、犀利的兵器、兵种的配合、机动弩兵的威力、战斗团队的组织，都不是北亚骑兵能比的。（提到弩）
（4）精锐强力步兵的弩射，既准又狠，北亚骑兵的皮甲木盾不能抵挡。（提到强弩）
（5）如果北亚骑兵下马进行步战，则短兵相接、近身肉搏，都不是中原军队的对手。（步战武技）
3、北宋初幽州人宋琪也上书分析过，说明当时契丹（辽）军仍是游牧游击习气严重。（详情参见注解1）
4、即使宋粉强调重骑兵，但甲骑具装的重骑兵南北朝时就兴盛过，刘裕等人的北伐就不止一次击败过。而且从军事资源的角度讲，游牧民族加强重骑兵，是把战争资源的比拼，从马匹向金属冶炼能力、肉搏能力、伤亡承受力倾斜，这是在向中原民族的优势比拼。所以南宋吴玠、吴璘兄弟就讨论说，其实在重甲、弓矢方面，我们比金军强。
（二）中原军队应以有利地形为依托，以城池为基地，采取防守反击来打击北亚骑兵的有生力量，努力把战争损失降低。
1、为什么要依托有利地形？
军事斗争是在客观世界里进行的，诸兵种、诸战争要素也受客观世界限制，在立体作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依赖有利地形。不仅如此，为军事斗争提供战争资源的各种活动，也是依靠地利完成的，无良田则粮食恐不足，道路崎岖则后勤运输困难，等等。（古代资料参见注解2）
2、依山傍水是对中原军队有利的地形。
前面（一）里面已经提到，中原军队有五个基本长处，其中，步兵的远程火力打击、近战集团有组织肉搏，都是长处。从兵源上说，中原步兵资源最丰富，车骑居次，所以对步兵有利的地形是首要考虑。而步兵利于山地、丘陵、水网地带，即地形不利于骑兵、车兵活动的地区。（古代资料参见注解3）
所以，先秦兵书《六韬·犬韬》说：“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强火力轮射，坚固步兵阵迅猛肉搏）
依山傍水地形的另一个有利之处是，它限制了骑兵集团的机动，可以保护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的侧翼和后方（背靠城墙也能保护后方），使中原军队能集中力量应对敌人骑兵。《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我专而敌分”，正是这个意思。
（1）因此，就中国燕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形来说，以西面太行山脉为依托、以发源于高原的诸多水系为畔的北京、保定、望都、定州、新乐、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鹤壁一线，是防守反击条件最优的地区。（有军事地图的用，没有的，用google地图查看）
在失去幽州（以北京为核心）的情况下，易州、保定——石家庄一线，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这是从北京小平原进入河北大平原的口子，宽度最小；二、保定正东面尽头就是天津东面的渤海湾，其南面就是黄河入海口（北宋时北流口），入海口南面就是沧州，属于不利骑兵的海边盐碱泽区；三、保定——石家庄一线西面的太行山脉向西内缩，有曲阳、行唐、灵寿等县可以聚兵、练兵、屯粮；四、太行山西面的山西太原等地，可以给该地提供后方支援。
保定——石家庄一线，在唐、五代和北宋被称为“镇、定”，“定”就是定州为核心，“镇”是以石家庄北的正定为核心。所以，当时这两个军镇是抗击北亚骑兵集团的重中之重，能力强的王朝，在此解决问题；能力不强的，要在黄河边重兵堵击北亚骑兵集团；能力最差的，就会被敌方打过黄河、入侵到河南。
这种军事战略的表现，就是中原军队以有利地形为依托，以城池为基地，采取防守反击来打击北亚骑兵的有生力量，努力把战争损失降低。而由于河北平原中部一线地势平坦、很利于骑兵，所以黄河北岸的澶州一线，是中原军队防御北亚骑兵集团从中路侵入河南的最后防线。这也是后晋出帝石重贵到宋真宗时期一贯的军事战略部署。这种部署，在东汉对乌桓鲜卑时和南北朝时期就出现过雏形。
故而，五代到北宋时，这一线是一些著名战役发生的地方，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和中原军队能采取的正确战术所决定的，是客观的，其它的，都不是重点。曾瑞龙在“前沿防御”、“弹性防御”、“纵深防御”上扯了半天，都是废话。其“五代末至宋初，防御形式改变”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原军队的核心战法一直都没变。也许，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借用的这三个名词——来源于美国人爱德华·勒特韦克写的《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
3、在有利地形上进行的防守反击，是打击北亚骑兵集团的有效手段
（1）为什么要防守反击？为什么不完全死守城池和堡垒？
利用步兵在坚固的城池和堡垒中进行防守，用强弩等武器打击不能冲上城墙的骑兵，固然是自保的手段。但是，这等于是把战场、乃至整个地区的控制权交给了敌方。
这样一来，北亚骑兵集团可以肆意蹂躏城池周围的乡村，掠夺物资和人口、破坏生产，掏空防守方的战争资源。这与“农村包围城市”异曲同工。
所以，如果中原军队不进行有力的防守反击，会落入坐以待毙的境地。
（2）火力齐射和短促反冲锋，是防守反击的核心战术。
前面提到过，中原军队的步兵集团有远射优势、近战肉搏优势，中原轻车、突骑兵在平原上对游击骑兵有冲锋肉搏优势。那么，一个自然的想法产生了：能不能把以上两种优势综合起来？
答案是肯定的。本剑客早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系列中系统阐述了这种战术组合，并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四（上）》里列举了历史战例和古代兵家理论。（详情参见注解4.）
这种战术组合，做得好的情况就是“有效射程内、火力齐射饱和攻击、继而迅猛反冲锋”。《孙子兵法》说：
“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有人怀疑步兵短促反冲锋是否能捕捉到敌方骑兵，其实从战场动态发展就可以看到：首先，敌方骑兵朝向我方步兵冲锋；二、我方弓弩兵利用射程优势打击敌方骑兵，如果敌骑就此败退，自然用不着反冲锋了；三，敌骑不退，继续朝我方推进，开始骑射，我方继续用弓弩猛烈还击，如果这时敌骑败退，也用不着反冲锋；四、敌骑继续朝我方运动，距离拉近到50米甚至30米内时，我方步兵迅速发动反冲锋，长矛大戟如墙而进，这是一个“相向运动”，双方运动速度叠加，只需5秒甚至更短时间就会相遇；五、敌骑停马并想回跑，想要脱离接触，但马也需要时间停速转向，这个过程不是1、2秒就可以完成的；六、敌骑在先前遭受我方弓弩杀伤，队型会被破坏、战斗组织有损伤、人马有伤亡，这都是制约其下一步动作的因素；七、所以只要步兵在充分准备下，勇敢地在近距离发动猛烈反冲锋，就可以打垮敌方骑兵的攻势，并咬住敌骑。
至于骑兵反冲锋，就更容易。
（3）中原军队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利用己方熟知地形、拥有民心的优势，通过设伏、截击等手段打击北亚骑兵集团。使用的兵种，既可以是骑兵，也可以步兵，也可以步骑结合。总之，要以具体情况而定，选择良将精兵，并给予良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权力。
《孙子兵法·始计篇》说：“兵者，诡道也。”
4、防守反击的出击距离，下限是有利的后方屏蔽（比如城墙）外五十米，上限是骑兵一次突击能达到的极限。这是短促反冲锋，是一种有限使用武力的战术。
防守反击既然要做到“势险节短”，出击距离一定要控制，以避免己方的攻势变成“强弩之末”。
另一方面，从敌方来分析，北亚骑兵有机动优势，在地利和战场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绕行到中原军队突出部的侧翼和背后进行打击。
所以，中原军队的反击，必须时刻考虑背后和侧翼的安全。在战斗的开始，由于背靠城墙或大山等屏障，背后无忧；侧翼有山有水，也安全；当反击开始以后，突出部的侧翼和后方逐渐暴露，且越来越大，有被敌方利用的可能。所以，出击距离必然有客观限制。
（1）一般情况下，步兵反冲锋距离的限制是五十米。
五十米这个距离，是历代兵家总结的经验，对这个数字的论证，涉及到步兵的速度、阵法的排布和应变手段、后方弓弩兵的火力支援诸要素。本剑客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三》里，从对二线部队和预备队布置的分析入手，在阵法排布和应变上，论证了这个数字的有效性，参考的军队和阵法来自于明朝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使用兵力为三千人，数据为“三十步”。
实际上，早在唐朝的李靖也提出了这个数字“三十步”（详情参见注解5）。中国古代度量衡，单跨为跬，双跨为步；唐朝一步相当于今天的1.5米略少，明朝一步相当于1.6米略强；所以，两朝的“三十步”都在五十米左右。
（2）防守反击的最大出击距离，由骑兵的突击能力决定。
中原军队虽然常常骑兵比例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骑兵，而骑兵的战场速度通常超过步兵。所以，在适当的战场、适当的时机，发动骑兵突击，是比步兵反冲锋更为有力的反击手段。
中原骑兵的突袭能力，汉唐大规模远征，数千里的不少见，但这属于长时间进攻，不适用防守反击这种短时间出击的情况。考虑到马匹的耐力和恢复的需要，短促突击的时间通常应以一昼夜为上限。东汉末年，曹操追击刘备，一昼夜奔袭三百里（汉朝一里为415.8米）；唐初柏壁之战，李世民追击宋金刚，一昼夜两百余里（唐朝一里540米略少）；明朝将领出塞“捣巢”，多是两三百里；明朝戚继光在《练兵实纪·车、步、骑营阵解》里说，蒙古骑兵骑肥壮马，一天一百五十余里。所以考虑回来的路程，对半分，防守反击中骑兵的突击距离以30公里为一般值，60公里接近极限。大于这个数字，属于特例，需要将领认真考虑，如果敌军组织、指挥系统被彻底打垮，就可以继续追击。
5、由以上数据综合推导，中原军队建立有利城池的位置，应在离山区水畔30公里上下，具体数值要根据具体地形和后勤供应状况来确定。如按正方形计算，其有效控制范围为（X+Δx）^2；X为正方形城池边长；Δx为出击距离，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变量。如果按圆形等图形算，根据几何学类推。
三、中原军队在西靠太行山脉、东向华北平原的北京——鹤壁一线的城池上进行防守反击，是稳定华北地区的必然选择。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中原军队的优势、中原军队所能采取的正确的战术所决定的。它是一种立足于依托山水地理、城池和有效控制领土的积极防御战，是服从于客观条件下的主观积极的选择。它的特点，军事客观规律是第一位的，人的主观意识是第二位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以城池为中心的人口和资源，策略是有限使用武力的短促出击，不能归于平原野战，更谈不上崇尚野战取向。
关于以上一点，本剑客已经在“依山傍水是对中原军队有利的地形”一节中做了详细说明。曾瑞龙在《经略幽燕·绪论》中开口就乱说，在说宋军的野战取向、力争平原时，竟然紧接着举了“满城之战”的例子。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满城位于今保定市西北，其西边紧邻太行山脉，最近的山丘离满城不到2公里。在这种地方打仗，也能叫“力争平原”？在保定——石家庄一线进行传统的、符合军事客观规律的依托城池和有利地形的防守反击，并非野外随意机动，也能延伸出“野战取向”问题？曾瑞龙只有一点说对了，是宋军“积极”。但这种积极，是立足于军事客观规律的。
（一）、由于是防守反击，中原军队的战役组织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这是也是由军事客观要求决定的。这种战役的组织，本身不存在所谓的“高组织风险”，更不能以此为宋朝猜疑压制武将的政策做辩护。
在前面，本剑客已经就防守反击的空间和时间的数值进行了论述。出击的距离为Δx，通常情况下，50米<Δx<60公里。骑兵突击的时间以一昼夜内为通常值，大于此数，则将领要谨慎认真考虑。
曾瑞龙对这种防守反击原则，将它和其他军事突袭行动一概归为“急促的战役法”，根本就是不懂装懂。曾瑞龙还将此作为五代至北宋军队的经验习惯来理解，曲解到“文化”概念，使人不禁大笑。中国兵家思想、理论、实践，都是立足于客观世界、服从军事斗争客观规律的，以军政合力为最高原则，统摄军事、政治、经济诸要素，是严格遵守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学科，不是一枕黄粱的文人文化。
（二）、曾瑞龙在论述宋军的“高组织风险”上，举例就很多错误。比如：
1、君子馆中李继隆的脱逃，从部队分派上来说，刘廷让只是把李继隆定为后军（即预备队）、没有让他乱动，如果这种安排在客观上也能有“高组织风险”的话，那有哪种军事部署没有“高组织风险”？其实问题的核心就是宋太宗在军权问题上的猜忌，导致前线宋军指挥权的难于统一，从而违反军事斗争“斗众如斗寡，我专敌分”的客观要求。而李继隆又是皇亲国戚身份，自恃有点军事韬略，才会战前不和刘廷让认真讨论，战时一见不妙拔腿就溜。
其实，李继隆在军事素养上，是一个中规中距的将领，对中原军队的防守反击原则掌握得很好，这从他前后的战史可以看出（如满城、唐河等典型的依托有利地形的防守反击）。但是，这不能掩盖他自恃皇亲、独断专行、“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作风。
2、陈家谷口之战，王侁、潘美等人不按照与杨业的约定，致使杨业回撤时孤立无援，是典型将领间不和猜忌造成的失败。这种战斗组织，根本就谈不上复杂，甚至谈不上战役，兵力分为两部分，杨业率领一部分兵力与敌周旋，潘美、王侁设伏等候；时间跨度也仅是从一个白昼；这种战斗都组织不好的话，宋军根本就不用战斗了，直接等辽军把城池周围抢光了事，然后举国投降。
3、曾瑞龙还举了曹彬的例子，这就更反映出他无具体分析、为观点找论据的毛病。同样是曹彬这个人，同样是十万大军，在赵匡胤赐剑给予专杀军权的保证下，曹彬顺利平灭南唐；到了赵光义命将北伐时，曹彬就压不住诸将的议论，进退失据，最后在岐沟关大败。要么，两个战例都有“高组织风险”，征南唐只是侥幸胜利。要么，问题核心根本就不是什么战役组织的高风险。
其实，曹彬此人，军事素养不高于郭进、王全斌、潘美、田重进等人。宋太祖赵匡胤用他，是看他行事谨小慎微、不犯上的特性，符合自己防范大将兵变的需要。宋太祖平南唐，计划完备、军事准备充足，只要曹彬能率领诸将按计划行事，就能征服虚弱的南唐。所以，宋太祖赐剑给曹彬，给他专杀的权力，建立军事威信。
宋太宗就不然，他本身也是不明不白上位，猜忌更重，在设置监军上就可以看出：名将郭进死得蹊跷，监军田钦祚敢于欺凌他就是一件怪事。陈家谷口之战，监军王侁起的破坏作用也很明显。曹彬北伐，其本人才略并不出众，宋太宗也没有给他统驭十万大军的专断之权，更在后方千里之外不断发命令指挥前方军队，造成曹彬的军事决策受到多方干扰，陷入混乱。而这，不是战役组织风险问题，是选将和军事指挥系统的问题。
《孙子兵法》说：“斗众如斗寡”。
《通典·李靖兵法》说：“凡将，须使兵士简静，处分有序，将百万之众，如领一人。”
宋太宗在选将、军事指挥体系和战略决策上的责任，是脱不掉的。
（三）、后周至宋，争取夺回幽云十六州的行为，是遵从中原军队防守反击原则（既是战术、也是战略）下的理性选择。不如此，中原王朝就无法和北亚集团保持军事均衡，就始终处于不利的军事战略地理状况。这是由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空谈什么战略文化、外交、强权政治思维等等，都是离题万里。
前文已经论述过，中原军队在西靠太行山脉、东向俯瞰华北平原的北京——鹤壁一线城池上进行防守反击，是稳定华北地区的必然选择。这是由军事战略地理、中原军队的优势、中原军队所能采取的正确的战术所决定的。
所以，立足于客观实际，后周和北宋就必须收复幽州在内的以燕山、太行山为依托的众多战略要点，以此首先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
《孙子兵法》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孙子兵法》高度提炼的这些原则，小到战技、战术，大到战略、国策，都是适用的。脱离这种立足客观实际的思考，妄想和辽之类的北方集团保持长期和平，不是变成幻想狂，就是精神病。
难道要把中原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尊严、幸福，寄托在毫无军事基础的和议上？寄托于北亚集团的人性？那女真从受辽压迫、到反抗辽、再到侵略宋的过程中，辽的人性、女真的人性，又是什么样？
四、曾瑞龙的“战略文化”提法错误百出。
（一）从个人战斗到军队组织，再到战役组织，最后到国家战略，是立足于各自客观层面的行为，受到不同的客观要求。个人要勇敢善斗，是战场斗争第一线的要求；组织要纪律严明，指挥要如臂使指、兵贵神速，是军事组织和指挥的要求；国家战略要慎重选择，是力求国家长盛不衰的要求。
曾瑞龙在《内政导向与野战取向·结论》中列了一个表，按战役层次和武力强度为两个坐标轴，从大战略说到个人战斗，提出层次越低、武力强度越高（好勇斗狠），是一种“战略文化落差”，怀疑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其实，这都是军事斗争乃至国家间竞争的客观需要。明朝名将戚继光是一位从团级军官成长为十几万大军主帅的将领，他的履历完整，其兵书著述丰富，可以为世人提供军事斗争从小到大的客观规律。
戚继光在最早的《纪效新书·十八卷本》里说过：“按照我这个职位，本是一参将等级，所以我所思考的，不超出训练指挥三千兵马的兵法范围；宁肯言语粗鄙不完美，也要求得实在的效果；不敢粉饰语言写繁琐的文章，做些表面的虚文。”
1、戚继光在首先选兵时，就提到：“义乌人的本性介于机诈和勇锐之间，尤其有血气之勇。虽然冲锋时比处州人胆小一些，但能够连续作战，同一场战斗中还能奋勇反扑。（故而戚继光选择了招募义务人练兵）绍兴人就难训练，心思伶俐，见敌就走，敌人撤退就追，敌人返回又退，反正就是不短兵肉搏，只愿意干守城、扎营的劳动活。俗话说，艺高人胆大。但是，武艺高只能给本身就有胆气的人增加胆量，不是说懦弱胆小的人只要练好一种武艺就能立刻胆大起来。只有平素就有胆气的人，加上力气大、高大壮、伶俐，再加以练习武艺，这是锦上添花，不可多得的人才。”
（1）所以，基层兵将的首要特性，就是要勇敢，有胆气。
（2）其次，要练习武艺。戚继光说：“你们既无躲身的法子，又不想学习武艺，不是与性命有仇的人、不是呆子，又是什么？”
先秦《孙子兵法》说：“兵无选锋，曰北。”
2、戚继光后来到北方统领十几万（约十六万）大军时，写下了《练兵实纪》，《练兵实纪·严节制》里说：“兵法的节制有二种情况。用数十百人随意野战，势如风雨般快速，来不及由主将赏罚管理，只能由领头的人一语传呼命令，这种情况，没有通常的节制是可以的。但实际上，这就是临阵将领的节制。如果用数万之众，在堂堂原野之间，就要求法明令审，行动和停止都有规则，使得强者不能独自进击，弱者不能独自后退，整个大军静时如山岳般稳固、不可动摇，动时如江河般汹涌、不可阻遏，即使乱了还能回复完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组织完整、打不烂的军队击败敌人。所以，离开了节制必不能成强军。”
3、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储练通论》里说：“哨官以上，弓马技艺，都是次要的，不能放在首要位置，但也必须有一项武艺，然后以此为保障，可以临阵当先。而且在平时教练时，必须知道一项武艺的长短处，才可以教人。能够遵从主将的命令，能忍受下面军士的抱怨，不贪图士卒的钱财，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又略识文字，有上进心的，就大致可以担任千人之将了。”
4、由以上三点可知，基层的军事要求，就是勇敢武艺高，而遵守纪律是基本的军规，都是军事斗争的客观要求，是统一的，两者之间不是矛盾。曾瑞龙在“个人战斗”中说五代到宋的“好勇斗狠”，是与更上层次的矛盾，是一种“战略文化落差”，根本就是军事外行的话。而且他还举些骑兵将领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更是将骑兵指挥要求飘忽机动、果断触突、灵活进退的客观规律置之脑后。
（二）、在战术和战役组织上，前文已经大篇幅论述过，防守反击的原则是中国军队的客观理性选择，客观基础是地利、城池、军事优势、正确的战术选择，军事理论的核心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在此基础上，做到“势险节短”、“兵贵神速”。
曾瑞龙在“战略文化”概念中说五代到北宋的战术是“崇尚野战”、战役法是“先发制人、纵深突破”、崇尚“急促战役法”。本人已前文已经证明过，这是对古中国军事思想的曲解，历史事实也不支持他的观点。曾瑞龙根本就没弄懂军事史，举的例子更是自相矛盾，比如：
1、五代时王晏球的定州之战，并非曾瑞龙以为的“野战取向”（崇尚野战取向反映在近身肉搏）。
本剑客在《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里一开始就介绍过王晏球这一战，综合《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王晏球的原部署是以城池为基地建立防御，曲阳之战是被逼迫的遭遇战。过程如下：
战役第一阶段：天成二年，王晏球被封“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带兵戍守满城（今保定西北），在定州东北面。定州王都遣人招诱北方的契丹，契丹主遣秃馁带万骑救援王都。晏球升任“北面行营招讨使”，他得报秃馁兵将要袭来，就留“宣徽南院使”张延朗屯守新乐城（定州西南），自率兵在望都城阻击契丹兵马，防止契丹军与王都军会合。（望都在满城西南，定州东北）
战役第二阶段：而契丹军从其它道路进入定州，与王都军合流，出其不意地击败南边新乐的张延朗军。张延朗大败，收拢剩下的部队，向新乐西北面的曲阳城进发，以求和王晏球军会合。王都率军乘胜追击。
战役第三阶段：王晏球率军从望都向西南方的曲阳撤退，行进到曲阳城东北的河边时（长星川），刚刚坐在马扎上，准备指麾军队渡河进入曲阳，而这时，王都和契丹联军就追杀（张延朗）到了。王晏球与左右十余人连发箭射击，才将王都军的前锋击退。这时，双方的后军都到了。王晏球战在高冈上（嘉山），命令诸将都收起弓矢、用格斗兵器，敢于回头看的人，斩。于是，符彦卿以左军从左攻，高行珪以右军从右攻，中军骑士抱着马项持剑冲入敌军。王都和契丹联军于是大败，从曲阳至定州，横尸弃甲达六十馀里（定州在曲阳东南）。王都与秃馁逃入定州城，不敢再出来。
战役第四阶段：契丹主又派遣“惕隐”特哩衮以七千骑增援王都。这时，天下大雨（地形、路况更不利骑兵），于是王晏球出军在唐河击败特哩衮军，追击至满城，斩首二千级，获马千匹。”
战役第五阶段：随后，王晏球进攻定州，长时间都不强攻。后唐明宗几次派人催促他快点破贼。王晏球认为不可急于攻击。他手下的偏将硃弘昭、张虔钊等人宣布道：“晏球害怕了！我们要执行皇帝的命令，攻城。”于是，他们驱兵进攻，结果，果然战败，死伤三千余人。于是，诸将不敢再说进攻。王晏球于是就让士卒休养恢复，用周围三州的赋税做粮饷，并把自己的俸禄私财都用来买牛肉酒菜，犒劳将士。围城日久，城中的王都军粮尽，于是先放出居民万余人，几次和契丹将秃馁商量突围逃走，但是没能成功。最后，王都的手下马让能献城投降，王都**而死。
（1）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王晏球无论从军事素养到临战指挥，都是持重的将领，并不崇尚“速决战”。曾瑞龙不详查整个战役的经过，轻浮武断地理解其战术战略，是一种“说书先生”的行为。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说得清楚：“晏球为将有机略，善抚士卒。其击秃馁，既因败以为功，而诸将皆欲乘胜取都，晏球返，独不动，卒以持久弊之。”
《旧五代史》也说：“晏珠能与将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赐私财，尽以飨士，日具饮馔，与将校筵宴，待军士有礼，军中无不敬伏。其年冬，平贼。自初战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欢心，物议以为有将帅之略，以功授天平军节度使。”
以上都说明，中国古代兵法，以及举朝君王文臣最终认可佩服的兵家理念，都不是速决，也不好杀，更不是野战，而是“全胜”。
2、曾瑞龙举的阳城之战的例子，也是错误的。《资治通鉴》记载：
当时后晋军会集于定州，然后沿石家庄——保定一线向北收复满城、遂城，撤退到虎北口的耶律德光闻讯，率军八万骑反扑。
后晋军退守泰州。后晋军到泰州（保定市东北马庄）的第三天，契丹军前锋赶到。
契丹军前锋到的第二天，后晋军退守阳城（今保定市南的清苑县东壁阳城村）。契丹军前锋跟随。
第二天，契丹大军到达阳城。后晋军与之交战，击败契丹军，追击十余里，契丹逃过白沟而去。
前次契丹大军到阳城的第三天（即两天后），后晋军结陈向南撤退。契丹军又返回包围后晋军。后晋军诸部合力战斗，边打边走，当天，才走十余里，人马饥乏。
离开阳城的第二天，后晋军走到白团卫村，埋鹿角建营寨。契丹军布置几重包围圈，又派奇兵绕到寨后断粮道。这天晚上，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挖井，才挖到水，旁边的土就崩了，士卒取泥水，用布帛包起来绞出水，然后饮用；因为取水慢，人马都比较渴。
到了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风更大了。契丹主耶律德光坐在奚车中，命令手下道：“晋军都在这里了，应当全部歼灭他们，然后南取大梁！”于是他命令重甲骑兵下马，从营寨的四面拔鹿角进攻，准备步战肉搏进攻晋军，并且顺风纵火扬尘以助涨其声势。
后晋军军士都愤怒了，大呼道：“都招讨使为什么不用兵，难道要士卒们等死吗！”诸将也都请出战，杜重威说：“等风小一点，再看可不可以。”
马步都监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风沙之内，一旦打起来，双方都看不清对面有多少人、主力在哪里，所以用不了计谋，只有力斗者胜，这大风是天助我也。要是等风停了，敌人看清了，我们恐怕就被杀光了。”于是马上叫道：“诸军一起出击杀敌！”又对杜重威说道：“您善于防守，我就用中军决死冲锋罢！”
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集诸将问计，都说：“北虏得风势，等风向变了再交战比较稳妥。”张彦泽也这么认为。
诸将退下，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人药元福独自留下，对张彦泽说：“现在军中已经很饥渴，如果等风向变了，我们就都被俘虏了。敌人以为我们不能逆风作战，那我们就应该出其不意突然袭击，这就是兵家诡道。”
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符彦卿说：“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以身殉国！”于是和张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率领精骑兵出营寨西门反击契丹军，其他诸将跟随出击。（注意：东北风下，向西进攻是顺风！）
契丹军退却数百步。符彦卿等人对李守贞说：“接下来，是带队在营寨边来回扫荡防守？还是一直向前冲锋，以最终获胜为准？”
李守贞说：“战事进行到这里，怎么可以回马！正应该趁敌人败退，长驱取胜，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
于是符彦卿等人继续跃马冲锋追击。风更大了，吹起的沙尘，让天地如夜一般。符彦卿等人率领万余骑横冲直撞，杀入契丹军中，杀声震天。契丹军大败而走，如同山崩一样溃败，不复组织。
这时，李守贞也下令步兵拔出营寨边的鹿角，出去战斗。于是步骑联合冲锋，追击契丹败军二十余里。
契丹的重甲骑兵由于已经下马，仓皇之中不能重新上马，只有丢弃马匹和盔甲兵器。契丹散卒到了阳城东南的河边，才稍微恢复阵列。
这时，杜重威说：“贼已破胆，不能让他们重新集结列阵！”于是派精骑冲锋，把契丹军彻底打败。契丹败军都渡河而逃。
契丹主耶律德光乘坐奚车走十余里，见追兵快追上了，马上抢一头骆驼，骑着逃走。
诸将请求加急追击。杜重威说道曰：“和敌人打仗侥幸不死，还贪图那点敌人财物吗？”
李守贞说：“这两天人马都渴坏了，今天喝了个饱，脚都重，难以继续追击，不如全军而还。”于是后晋军撤退到定州。契丹主到了幽州，败兵才稍稍集中；以战败之罪，杖责酋长各数百人，只有赵延寿被免处罚。
（1）由《资治通鉴》的详细记载可以知道，自始至终，后晋军都是严格遵循保定——石家庄一线的以城池为基地、以西面太行山脉为依托、以发源于高山的诸水系为畔（保障饮水充足），进行防守反击的。作战方式主要是防守，加以短促反冲锋。可以看到，其反冲锋的距离，一个是十余里，一个是二十余里，正于本剑客在前面论述的数据相符！最长战斗时间控制在了一天内！
五、总结。
曾瑞龙既不虚心学习军事技战术和军事科学，又不认真分析古代战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轻浮放荡，借用外国人发明的一点词汇，不懂装懂，先立观点，乱套战例，胡说八道，其《经略幽燕》一书，根本就是浪费纸张，一文不值！
本剑客早在《兵家论史之宋之衰亡》里就说过，宋朝以来的无行文人，因为贪图宋朝笼络他们的高官厚禄，昧着良心，拼命给宋朝文过饰非、吹捧拔高，其行为臭不可闻！
其实，明朝名将俞大猷的兵法师傅赵本学就评过：“宋朝皇帝和文人编的军阵，有正无奇，指挥系统混乱，只知被动防守，哪能不弱！”
赵本学是赵宋宗室后裔，即南宋初南下泉州的南外宗太祖赵匡胤系赵子先的直系子孙。他都能秉笔直书，笑死现在这群还给宋朝涂脂抹粉的无耻文人。
他们吹捧宋朝富裕，其实是苛捐杂税达到高峰。认真研究经济财税史的人都知道，要是明朝有宋朝搜刮百姓的本事、官商垄断，怎么会没钱灭后金？宋朝虚假的几个繁荣都市背后，是像现在环京津贫困带一样的惨状。
他们说宋朝缺马。可前面我举的战例中写明了，后晋军对八万契丹骑兵（还包括铁鹞子重甲骑兵），也就用万余骑兵冲锋决斗。历史上，北魏尔朱荣七千双马骑兵；唐太宗打天下，亲领也就一千玄甲精骑；后唐起家，七千骑兵，争河洛，不过万余，盛时三万五；后周到赵匡胤时，骑兵使用都少见几万。
《通典》唐朝李靖兵法，二万大军，马军四千，比例才五分之一，其数理即中央机动兵团。由此，十万步骑，骑兵才需要二万。即使高配，马三步七，足以保家卫国。宋朝凑不出吗？糊弄鬼呢！
文人喊着汉唐马多，可人家是远征漠北、中亚，你一个宋朝，防守反击、保卫中原的疆土，还喊马匹不足？
无能就是无能。从宋朝到今天，他们只会找借口！
注解1：
《汉书》记载西汉法家晁错《言兵事书》：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北宋初刑部尚书、幽州人宋琪在宋太宗雍熙三年第二次北伐时上书说：
“每契丹南侵，其眾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為號，眾即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王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也。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眾，力彊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兵器及兵种配合，先秦《司马法》：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
注解2：
《孙子兵法·地形篇》：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注解3：
西汉晁错《言兵事书》：“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
注解4：
《通典·兵典·李靖兵法》：“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弓拏手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其马军、跳荡、奇兵亦不得
辄动。若步兵被贼蹙回，其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腾击，步兵即须却回，整顿援前。若跳荡及奇兵、马军被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其贼却退，奇兵及马军亦不得远趁，审知贼惊怖散乱，然可乘马追趁。其驻队不得辄动。……贼若来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从战锋等队过前奋击，违者斩。如其共贼相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式，看旗发用。”
《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四（上）》节选：
1、《汉书》载李陵阵：
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2、东汉段颎阵
《后汉书·皇甫张段》：“建宁元年春，颎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虏兵盛，颎觽恐。颎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泪怒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觽皆应腾赴，颎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觽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
3、《三国志》载鞠义阵：
英雄记曰：公孙瓚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易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门受之。绍自往征瓚，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瓚步兵三万馀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馀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瓚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瓚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馀级。
以上三阵都有一个战法特点：
火力齐射打击，紧接着“主动”近战冲击。齐射的距离往往拖到很近，即“数十步”，要求的效果是挫伤敌人锐气、打乱敌方前锋阵型。近战的发起要紧接齐射的结束，要求要猛，能充分利用齐射的效果。
从以上三阵时间上说，一个是西汉武帝时，两个是东汉末年，且鞠义很可能曾是段颎等平羌将领的手下（前后相差三十余年），所以，军事上的传承性显而易见。
从三阵的兵种搭配说，李陵阵是纯步兵，有车营；段颎阵有轻骑兵（中国意义的轻骑兵仅指重量，仍可突击）；鞠义阵是纯步兵的“先登”部队，后面还有步兵主力，但骑兵远不如公孙瓒多是肯定的。
从地形上看：李陵阵是在山谷中；段颎阵在宁夏固原，是丘陵河谷地带，但当时可能平坦一些（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鞠义阵就是在河北平原了，即使界桥南二十里有丘陵，但看公孙瓒与袁绍两方布置的兵力都有几万人，公孙瓒还有上万骑兵，战场容量不会小。
到了唐朝，杜佑《通典》里保存的李靖兵法仍有这一战术的表现，最显眼的，就是弩手在二十（弓）步（约30米）弃弩，用陌刀棒与战锋队向前奋击。
并且，李靖还强调弩手弃下的弩由后面的“驻队”人收。通过以上的总结，很容易得出原因：抓紧时间反冲锋。
战场上的战机是稍纵即逝的，尤其是在古代远程兵器有效射程近的情况下，火力齐射打击造成敌人集团进攻队形的混乱时间，往往也就是几秒钟而已。所以一旦创造了机会，还要抓紧机会。
如戚继光所说：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实战篇》“申战彀。凡列阵，须一息而定，列时勿使敌见为妙。敌不知，则用暗令列阵；敌知，则用明令列阵。列毕，火器在先，抬阵而前。或寇来冲我，或列阵待我，挨到五十步内，火器听令齐发，只有一次。次看起火，各射火箭、弓箭，且行且射。兵士乘火烟如云，一齐拥进，须是飞走，勿乱队伍，蜂丛蚁附，如山崩，如墙堵，不可毫发迟疑，无有不胜。此非击杀之力，乃火烟之势，飞进之雄，夺其心目；径前交锋，彼自靡矣。兵法谓：“势险节短，始如处女，敌人开户；终如脱免，敌不及拒。”不其然乎？
注解5：
唐朝杜佑《通典·李靖兵法》：若其贼退，步趁不得过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马趁。审知贼退，撩乱惊怖，然可骑马逐北，仍与诸队齐进。其折冲、果毅，当斗之时，虽蹔下马，贼徒败退以后，即任骑马检校腾逐。
明朝戚继光《练兵实纪操车骑》：“任是如何厮杀，步兵不可去车三十步之外。车内喷筒火箭，此时俱出车，惊烧其马。俟贼败退，举变令炮一声，马阵高招急点，即点鼓，马兵由步兵队空内出前追贼。如操马兵战法，收回同。其车、马、步下杀手，照单操号令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