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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错的。”刘憬双手停在书堆里，侧过身看着杨心怡。
“没事，我稍微改一改就行了。”杨心怡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说道。她明白刘憬的意思是在说，如果他的是错的，自己抄了，数学老师看过以后一定会找麻烦。因为数学老师常说一道题做对了，解答方式一样那很正常；但是，如果一道题做错了，而且几个人都错在同一个地方，那么这几个人一定抄了某一个人的；因为正确的答案一般都是一致的，而错误的答案却应该是五花八门的。
刘憬明白杨心怡说什么都要抄自己的作业，但那道题他确实没有什么把握，只好拿出练习本，翻到那一页，提醒道：“最后一题，前一半能照抄，后一半自己改下。”
“知道了！”杨心怡笑着从刘憬手里拿过了练习本。
而刘憬之所以提醒杨心怡抄一半，后一半自己改，是因为他知道这道题杨心怡根本就不会做，甚至连一个步骤都写不出来。整题的解答过程让她改一下，肯定会改的乱七八糟，谁也看不懂；搞不好，她嫌麻烦，还有可能全抄下来；不过，让她抄一半再改的话，她还是能做到的。只不过，从改的那一步骤开始，解题过程就和上面的严重脱节了。原本还需要七八步才能完成的解答，她八成会两三步就写完；再极端一些的话，她甚至可能会选择一步到位，也就是只写一个答案。这些情况刘憬已经见识过好多次了，所以不论杨心怡后半部分会怎么改，他都不会觉得惊奇。
刘憬拿出几何课本，把学过的那些定理从头看了一遍。这些定理数学课上会频繁用到，想保持思路的清晰，不仅要熟记这些定理，更要理解这些定理——对于这一点，刘憬做到了，每学到一个定理，一个公式，他都会想尽办法弄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会反复地对自己说：“这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不应该是这样。”在这种疑惑之下，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继续下面的课程。
杨心怡不愧是一个写字快的能手，只几分钟的功夫就把整整一页题抄完了，而且正如刘憬所料想的那样，最后一道题的后一半，她果然只用了两步就得出了结论。每次看到这样的结果，刘憬总是非常感慨，他总是很无奈地摇摇头，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如此轻松地做到这种地步——对一个问题，不仅不要求不求甚解，甚至完全可以不解。老师常说这样的学生“无可救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刘憬虽然觉得这话没什么错，但他并不认为这全是学生的错。事实上很多学生都是厌学的，早就不想上学了，但是家里大人下了“死任务”，要求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初中读完，拿到初中毕业证。而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一旦初中毕业，大部分学生投入社会，打工赚钱；只有微乎其乎，不到七分之一的学生还在继续求学。所以高中生才显得那么金贵，每当村里有谁家的孩子上了高中，总会成为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就好像上了高中，前途就会变得无可限量似的。
杨心怡在抄作业的时候，数学课各组的小组长已经开始收作业了。
数学作业一般都是从本上直接撕下来，写上名字，交给小组长，小组长交给课代表，课代表再放在讲桌上，数学老师下课的时候就会带走。其他的作业也差不多。不过，交上去的作业，其他代课老师都会再次发到学生手中，但是数学老师十之八九不会再发给学生。据流言说，同学们交上去的作业纸，都被数学老师卖掉换成卫生纸了。不过，真实情况到底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两组的小组长没有收到刘憬和杨心怡的作业就交给了课代表。杨心怡抄完作业把练习本还给了刘憬，撕下自己的作业写上名字就要给课代表送去。刘憬忙说：“等一下，给我捎过去。”
“你快点，要上课了！”杨心怡逼道，抄刘憬作业已经成为习惯，并没有觉得需要感激；她已经站起来，准备过去了。
这一点刘憬早就料到了，他撕下作业，在纸的左上角草草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给了杨心怡。现在他的练习本外面还是完好的，封皮和封底都没有破损，但是整个本却如被掏空了馅的馅饼，只剩下薄薄的不足二十页了。
当然，大部分同学的练习本也是这个样子。有的同学一个练习本用完的时候，甚至连十页都没有了。只有极少数的同学比较聪明，他们总是把整个练习本交上去，这样数学老师就不得不把完整的本子发回去。徐琳就是其中之一。
课代表把厚厚的一打写满了作业的纸放在了讲桌上，回到座位还没有一分钟上课铃声就响了起来。外面的同学挤在一起往教室里走，教室里还没有完成作业的同学放弃了写完的念头，撕下作业，写上名字，跑上讲台交作业。当然，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作业放在最上面的，他们总是拿起一半以上的作业，把自己的夹在下面。至于上交这样没有完成的作业会有什么后果，目前还没有人领略到。甚至自己交出去的作业是对是错，除了那几个交了整个练习本的同学，其他的同学只有等到数学老师讲到这几题的时候才能知道。
至于说不会做，不交作业的，刚开始有，后来就没有了。因为数学老师常说：“不会做没关系，错了没关系，没做完没关系，你总得把作业交上来，让我知道你写了。”大部分同学，尤其是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这种时候便觉得数学老师是亲切的、仁慈的、宽宏大量的。但对小部分同学来讲，数学老师却是相当伪善的，刘憬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