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死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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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赫煊在武汉三镇停留了足足一周,除了视察长江大桥的修建进度外,还去《大公报》和《非攻》杂志社转了一圈。

  《大公报》由于宣传抗日主张,天津总报馆已经被迫关闭,总经理胡政之带领部分员工连夜南撤。

  现在《大公报》的武汉分社,正是由胡政之亲自主持工作。至于上海那边的《大公报》,还可以支撑到年底,到时候张季鸾也得撤离,周赫煊准备让张季鸾负责重庆分社。

  至于《非攻》杂志,现任主编为高翰,此君同时还是武汉大学的哲学系主任。

  当初《非攻》杂志在天津被停刊,搬来武汉复刊后,立即获得武汉大学的鼎力支持。不仅杂志社主编高翰是武大教授,副主编吴其昌也是武大教授——吴其昌是梁启超、王国维的弟子,徐志摩的表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其昌携妻子、兄弟到中山陵哭陵绝食,逼蒋抗日,遂被清华大学解聘,转而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至于原来担任《非攻》和《大地》责编的李寿民,此时依旧留在天津。他的母亲、兄弟、岳父都在天津,他的朋友圈也在天津,有点舍不得离开。

  李寿民如今的名气非常大,他的《蜀山剑侠传》甚至热卖到东南亚,他创作的京剧也广受票友追捧。介于此,日本人在占领天津后,立即就找李寿民合办刊物,想让他出卖国家做文化汉奸。

  李寿民几番婉拒不肯,日本人一怒之下,就把他抓进监狱用刑。

  此时此刻,李寿民的眼睛已被辣椒水弄得半瞎,依旧不愿答应和日本人合作,他的岳父和朋友则到处托关系营救。

  跟历史上一样,就算李寿民出狱,他后半生也只能靠口述来搞创作了。

  等周赫煊离开武汉,回到重庆时,川康各军已经整编完毕,刘湘准备率部出川抗日了。

  事实上,早在六月份,川军就已经开始全面整编。

  七月六日,川康正式整军。

  整军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就传来七七事变的消息。刘湘立即发出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

  八月七日,刘湘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在各方势力因战和问题争吵不休时,刘湘站出来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并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

  八月二十六日,刘湘返回四川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出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川军各部将领纷纷请缨抗战,范哈儿表现得尤为积极。

  范哈儿因为得罪了刘湘,在整军的时候被撸成光杆,虽然名为副军长,却连一个大头兵都无法指挥。他高喊着抗日口号上蹿下跳,刘湘甩都不甩他,范哈儿只能独身奔赴抗日前线——上海,想找拜把兄弟杜月笙帮忙,让老蒋给他弄一个实权将军来当当。

  且不管范哈儿的抗日意图为何,但他确确实实为抗战立下了大功。

  历史上,范哈儿被老蒋任命为第八十八军军长,并自掏腰包募集兵员。他带出的这支部队,后来炸死了酒井直次,让酒井直次成为日本陆军史上第一个阵亡的在职师团长。

  酒井直次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曾在江浙徽三省实行三光政策,甚至让部下进行强暴妇女比赛,评出老虎、豹子和豺狼,即一、二、三等奖,并对获奖者给予物质奖励。

  就是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混蛋,死在第八十八军的地雷之下。虽然当时范哈儿已经调离八十八军两个月,但毫无疑问,八十八军是他自掏腰包一手带出来的,并在范哈儿的指挥下屡立战功,由人员不齐的杂牌军升格为统辖3个师的甲种军。

  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抗战,刘湘只是个专打内战的地方军阀,范哈儿也只是个坏事做绝的小军阀头子。

  就像前面提到的许传音博士一样,最初也没那么伟大。他被日寇特许在南京自由走动,其实是允许他收殓街头尸体,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许传音好几次差点被日军拖去枪毙。但他不但没有胆怯害怕,还因为目睹了同胞的死难惨状,整个人的灵魂都得到升华,由普通人变成英雄,全心全意地投入营救同胞的行动当中。

  英雄,其实也可以是一个个普通人。

  四川安县,曲山镇。

  这里是四川大旱的重灾区,老百姓还没从灾荒当中缓过气来。

  小学老师王建堂看到刘湘的《告川康军民书》,扔下报纸就来到镇上。这天正逢赶集,王建堂爬上人家演川剧的戏台,在演员懵逼的眼神当中,对着台下大喊:“哥子伙,姐妹伙,大家听我说几句!小日本儿已经打到上海了,派飞机到处轰炸,不晓得炸死了好多同胞。四川离上海很远,但是也很近,如果我们不抵抗,日本鬼子很快就要打到四川。日本鬼子坏得很啊,屁(和谐)眼儿心心都是黑的,烧杀抢掠啥子事都干得出来。要想四川乡亲不遭小日本毒手,我们四川人就该站出来,是男子汉的就跟我一起去参军,把狗日的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大家说,我的话在不在理!”

  “在理!”戏台下传来稀稀拉拉的回应声。

  王建堂又说:“以前川军只晓得打内战,现在川军要抗日了。我是小学老师,日子还过得去,但这个老师我不当了,我要出川打鬼子。不然等鬼子打到四川,哪个娃儿还有机会读书?有卵蛋的都出来,跟我一起去抗日!”

  “王先生(特指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台下有人举手响应。

  “好得很,还有哪个?”王建堂喜道。

  “还有我!”

  “我也去!反正日子过不下去了,还不如参军打鬼子。”

  “算我一个!”

  “……”

  这个川西北的偏僻小镇,大部分百姓都蒙昧无知,但却当场有上百人站出来。

  王建堂带着这些伙伴,在镇上到处宣传抗日思想,只用一天时间,就召集了176名壮丁。他们找来一块粗布,咬破手指写下请战血书,第二天早晨便送到县长成云章那里。

  成云章大受感动,立即批准了王建堂等人的请战书,将他们统一编入安县义勇补充队,并定下日期举行盛大的欢送会。

  安县义勇队离开家乡那天,已经是秋季了。一改去年以来的干旱,这天的雨下得很大,3000多名老百姓自发冒雨前来给子弟兵送行。

  王建堂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年老病衰,无法亲自来送行,只能通过邮局寄来了一面旗帜。

  邮局职员拿着一块白布疯狂奔跑,拦在即将出发的队伍前面说:“等一哈,等一哈!王建堂快站出来,你老汉儿(父亲)给你送旗子来了!”

  县长成云章打着伞过去,说道:“啥子旗,给我看一哈。”

  两名随员立即接过旗帜,当众张开,只见白布中央写这个大大的“死”字,右侧两行小字为“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五行小字为“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场面一时寂静,随即轰然,认字的给不认字的念着死字旗内容。

  县长成云章眼眶红润,扔掉雨伞,亲手把死字旗交到王建堂手中,哽咽道:“壮士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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