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淹随手打开一本折子,里面全是弹劾京兆尹李超的文字。罪名还罗列的挺全,足足三十几条。嗯,比刚才那本少点,刚才那本足足列出了七十多条罪状,还有一份更加耸人听闻,足有一百多条。
若只是看这些折子,谁都以为李超是个罪大恶极的人了。
不过杜淹既然能当上大唐的新御史大夫,统领着御史台,靠的可不仅仅是他被皇帝抓走时咬紧牙关一字未吐。历仕隋朝、王世充和李唐,杜淹的任职履历可是极为丰富的。
在杨广手下时,杜淹就已经官至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佐贰。在王世充的朝廷里,也官居吏部尚书。到了李唐,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翰林学士。再到如今,秦王成为太子,他也进入御史台,成为御史大夫,还爵封安吉郡公。
杜淹在原来秦王府可是干脏活的,现在来御史台,也是专门负责搞弹劾的。但他更清楚,太子让他来东宫,不仅是信任他,也是要他来管好御史台的这群御史言官。而绝不是要被这群人牵着鼻子走,甚至要弹劾太子最信任的李文远的。
自己要是听了他们的话,把这些奏折送进东宫,甚至也跟着上折子弹劾李超,那才是有鬼了。
“我们御史台是朝廷的监察机构,诸位御史们也有风闻奏事的权力。但是,莫要把朝廷赋予给大家的这个奏事之权,肆意妄为,过度行使。你们的这些折子,你们自己信吗?”
杜淹把折子扔到一边,桌案上,已经堆满了。
御史中丞孙伏伽坐在一边,也脸色不好看。他是御史台的副长官,之前因为弹劾李瑗之事被免职,后来投行状给李超,参加科举,中了进士,然后成了李超的幕僚。因为他本就是秦王府的旧人,这次便也算是官复原职,重新出任御史中丞。
孙伏伽对于李超很了解,同时对于这御史台里的御史们更加了解。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主官,御史中丞为副,下面有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一大群御史。
御史台仅仅有风闻奏事之权,却没有司法之权。
御史有风闻奏事之权,可现在这些御史全都弹劾李超,而且还罗列了这么多的罪名,这却已经不是御史本份了。
他知道御史有时为了让所奏之事引起关注,会夸张一些。
可夸张也没有这么个夸张法。
不就是找长安的粮商们借了点粮食吗?在这些御史的笔下,差不多都成了谋逆叛乱了。这样的折子他们如何通过?更不会附署。
“你们要是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自己能信,那么你们自己把折子送上去,我们不会署名,更不会同意的。”
杜淹坐在那里,也是一脸鄙视的看着御史们。
他很清楚,自己进入御史台,甚至直接成了御史大夫,这些御史很不满,也有人不服。有些人弹劾李超,弄这么多大的阵仗,未必就完全是冲着李超去的,有的人肯定也是想冲着他来的。
他堂堂御史大夫,若是控制不住御史们,那他还当什么御史大夫。在太子心里,他岂不是无能,他这位子还能坐久吗?
有人弹劾李超,杜淹其实无所谓。
反正他心里也有点妒忌李三,别人想弹劾就让他弹劾。但这得有个前提,这些人弹劾,得是在自己的许可下,得是在太子的意图下。
“朝廷给大家的奏事之权,不是让你们这样用的,看看你们写的都是些什么,你们就是这样当御史的,就是这样使用朝廷所授与的监察之权的?把这些垃圾全都拿回去,滚回去好好反省一下,再写出这样的折子,某不但不会署名,还要第一个弹劾你们渎职!”
杜淹一通怒火,把一群御史喷的体无完肤,唾沫星子都喷了他们一脸,还没有人敢吭一声。
杜淹是新贵啊,还是顶头上司。
李超虽然官职更高,但毕竟跟他们不是一个系统的,但杜淹却是上司,得罪了这个顶头上司,日子以后肯定难过。
一群御史退下。
杜淹哼了一声,对孙伏伽道,“这群混蛋,把御史台当成什么地方了?”
孙伏伽笑笑,“有人故意煽风点火,想撑浑水。”
“我知道,这些人对于我们两个不服气,尤其是对于我当御史大夫不服气。”
孙伏伽拿出一个折子。
“我也写了道奏折。”
“你不会也要弹劾李文远吧?”杜淹笑问。
“当然不会,不过跟他有关,我要弹劾李瑗、李崇高父子,这里详细列有他们的罪状,不知道院长是否愿意一起署名合奏?”
“又弹劾李瑗?”
“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公报私仇?”
孙伏伽笑笑,他本就是要公报私仇,谁让李瑗又落他手里了呢。这次要不搞死搞残李瑗父子,别说读书人就多好,人都有私欲。孙伏伽上次被李瑗搞的很惨,这次有机会当然有搞回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既然有机会报当然也不会放过。
李超在算账。
看过京兆府里的档案资料后,李超心情有些沉重。
长安的黑户人口比他想象中要多的多,仅仅是僧道数量就极为惊人。据京兆府的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一百零九所。长安附近以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大概长安以及附近的佛寺至少在一百五十所以上,就算以一寺二百人计算,则京畿的僧尼就有起码三万人。
而长安城内有道观三十所,一观五十人计,则有道士女冠五千人左右。
当然,这还只是僧道数量,他们还占有大量的土地,以及拥有许多隐户佃民,寄在寺观名下的这些黑户人口,起码是十倍于僧道。这意味着京畿二十三县,就有三十五万的黑户人口。
另外,长安城人口将近三十万,其中依赖朝廷供给粮食的人口就有一半多,达到十五六万。包括皇室以及宫廷人员、京官京吏还有常备禁军,以及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的人口等。
如果按月需一石半算,一年就是十八石,十几万吃官粮的,就需粮二百多万石。
这二百多万石,就全得靠朝廷支付的,也就是税粮。
关中当然不止产出二百多万石粮食,但关中也还有百多万人口,还得供应关中百姓商人们。只有关中百姓上缴的田租,这才是朝廷能拿到供给京师那十几万吃官粮的粮食。
耕地和纳粮户口,这才是大唐收税的基础。
与长安庞大的消费人口增加相反的是,关中土地的生产能力下降,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劳动力也在减少。
大唐的制度,并不是所有田都收租的,就跟不是所有的百姓都纳课一样。
大唐户籍上一千五百万人口,课丁全二百三十余万。
京畿人口早就过了百万,但纳课的人也很少,能征税的民田更少。大量的田地,都被宗室、官僚们占据了,还有许多田是府兵的,这些田都是不纳课不缴税的。
剩下的田里,还有许多被那些佛寺道观给占去了,这也一样不纳课税。
关中平原现在是地少人多,而且土地也不那么肥沃,甚至水利也不充足。
王侯之家大增,这些人要么是实封贵族要么就是大量买进田地,导致民田减少,私门有余,公家不足。其次,唐初京畿有大量的公廨田、职分田、赐田等,这些田当然也是不纳租税的。
尤其是大量的王侯之家拥有田地后,开始修坝建碾,使得关中的水利设施灌溉面积大大减少,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止溉一万许顷。水利灌溉面积减少,粮食产量自然也就大减。
还有一点,京畿劳动人口在减小。
本来战乱之后,人口就减小了。
加之大量的隐户逃丁,托庇于权贵和寺观之下,更让朝廷的课丁大减。
而那些富人多丁者,也一样想方设法的避役逃课,要么为官要么为僧,因此现在朝廷的那二百多万课丁,其实都是些穷人,没地方可逃,于是就保留下来。
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现在京师却成了一个地狭人多,而偏却又粮食完全不法自给,朝廷税赋更严重不足的地方。
问题的根源,其实正是在李超这群贵族们的身上。
就好比李超,一人在京畿二十三县,拥有的田产,有几万亩,还没算上李元吉的那十万亩。光一个洗澡沟,都两万亩了。除去这个,良田也足有三千多亩。
他在陇右还拥有几千亩地呢。
李家现在的奴隶,就有好几百。
而李家拥有这么大的产业,却是不课户,田地产出什么的不用向朝廷缴一粒谷。
官僚贵族还有世家地主,都在与李家共同分享着这个天下。
算了几笔账,李超就把笔扔下了。
不能为了李三的国家朝廷利益,就损害了他李三的个人家族利益啊。
真要弄,那也应当拿那些秃驴和老牛鼻子们开刀,从他们手里夺田夺人口,反正,他李超总不能拿自家开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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