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绍兴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春闱大考在洪亮的钟鼓之中正式开始。近一万八千余举子云集贡院号舍之中，为了他们自己的将来和这个国家的将来而奋笔疾书。
方子安便是这一万八千人中的一个。此次方子安的号舍在玉字第二十九号舍。号舍的编号乃取自千字文的顺序，玉字来自于‘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一句。因为考生众多，所以此次贡院增盖改建了不少临时的号舍，方子安所在的玉字号号舍便是年后才临时改建的号舍。但条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一样的低矮逼仄，一样的潮湿阴暗。
和解试大考不同，春闱大考的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自神宗朝宰相王安石变法之后，大宋朝廷的科举取士的原则发生了一些不小的变化。原本王安石对科举的变革是要将那些死记硬背的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内容一举革除。而专以经义、论、策论来取士。目的其实很明显，便是摒弃华而不实的诗文能力，代之以更能体现举子思考和做事能力的政论性和务实性的文章来选拔人才。只可惜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被上上下下攻讦的体无完肤，骂的狗血淋头，导致这种变革其实只坚持了数科便被废弃。
直到金人铁蹄踏破汴梁城头，大宋徽钦二帝都成为金人的阶下之囚，半壁江山都沦丧了之后，很多人才突然意识到当初王安石变法是多么的必要。王相公的一系列变法都是围绕着‘富国强兵’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当时确实出了不少的问题，但其确实是国家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如果当初能够坚定一些，忍住当时的阵痛，也许那场灾难便不会发生，那场耻辱便不会成为所有大宋君臣百姓内心中的巨大隐痛和羞耻。
可惜的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时间也不会回头。但在朝廷南渡之后，有识之士还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在科举之事上朝廷现在采用的是部分改变取士手段的办法。便是在解试中依旧按照前制，保留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内容。但是一旦通过解试进入到春闱大考的阶段，则取消诗赋帖经墨义等内容，代之以三场大考。第一场考经。经分大经和兼经，大经乃《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五经，兼经是《论语》《孟子》。第二场则考论，一般以史上之事就事论事。第三场考策。顾名思义，是要针对一些具体事件或者时事进行论述并阐述解决办法。策字本身便含有寻求对策之意。
不得不说，这对于选拔真正的人才还是有很大作用的，当然万事皆有变通，这些年朝廷的科举试题不痛不痒，根本不触及痛处，对于一些敏感之事遮遮掩掩，其实便是有些人不肯放弃固有的想法而变相的对抗和掩饰行为。
第一场和第二场的考试方子安自觉还算顺利，毕竟不管大经还是兼经，以史而论的题目都不算难，方子安这三年多来也不是白白浪费的，而且肚子里的那些他人的文章也不是摆设。这种时候，方子安自然是能借鉴便借鉴，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因为这可是关乎能否顺利入仕的关键时刻。而且那些题目也老套而无新意，又是那种只谈风花雪月不理世态炎凉的风格。
到了第三天，策论题下来之后却是一个让方子安很是惊讶的题目。题曰：世事万物皆有兴盛衰败，潮起潮落，月盈月亏循环往复。有衰便有兴，万物如此，社稷亦然。中兴之策为何？中兴之道为何？如何才是真正的中兴？试论之。
这是一个论中兴之道的策论文章，这个题目很大，也很敏感。特别是在眼下的情形之中，能出这种题目显然是不同寻常的。方子安想到了前两天史凝月告诉自己的事情，此次春闱大考的主考官之一便是史浩，能成为主考官之一，不仅是说明史浩的才学德望，也说明了一件事，双方的争夺其实很激烈。在大考这件事上，如果主考官都是秦党之人，则取士的标准则一定是合乎秦党之意，那些举子们将来也极可能会成为秦桧的门徒。主考官不仅有出题监考之权，也有阅卷取士之权，在这种事情上是绝不能放任秦党把持的。史浩的加入定是这种斗争获得的成果。
而这道题虽然很笼统，但方子安几乎可以断定这是史浩出的题。秦桧一党是绝对不会出这种会引发争议的策论题的。这道题目往纸上一摆，字里行间便有一种刀光剑影的味道。因为，中兴一词其实正是大宋朝廷上下，官员百姓口中和心中常常听到和想到的词。
方子安一整天都没有动笔，因为他很犹豫自己该如何切入。这种题目其实有多种角度，若打安全牌的话，可以结合如今的局面，大谈皇上如何英明神武，如何将一个烂摊子变成如今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力如何强盛，朝廷班子如何给力等等。这么些事绝对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在这种题目设定之下也不算是跑题。而且也不能算是脱离现实，毕竟大宋如今确实是一派欣荣之相。
另一种角度则很刺激了，那便是从整个大宋的格局谈论兴衰，撕开温情脉脉的表象来看到实质。那将是一种血淋淋的拿着刀子剖开肉的写法。那其实也是这道题目的精髓和引战的点。但这么写后果难以预料，搞不好便会毁了这场科举大考。
方子安斟酌到了晚上，也没有写一个字。明日上午巳时便是大考结束的时候，方子安必须做出抉择。
天黑之后，春寒料峭，寒气刺骨。左右隔壁乃至目光所及的对面的号舍里的举子们有的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考题，他们有的在哼着小曲，有的在吃喝东西，有的则已经打点好行李躺在床上睡觉等待明日的结束。但方子安却不能睡，他才刚刚铺开答卷，磨着墨，皱着眉思索着。
终于，他坐了下来，开始落笔了。柔软的笔尖在纸上刷刷作响，墨迹散发着香味，也散发着锋利的刀锋的味道。他决定了，不能昧着良心去打安全牌，他不能那么做，否则那将是自己一辈子的污点。有些事不但要做，而且要表明立场，不搞遮遮掩掩暧昧的那一套。
“臣窃惟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嗷嗷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
“……韩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况今虏酋庸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日趋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无变者，稽之天时，揆之人事，当不远矣。不于此时早为之图，纵有他变，何以乘之。万一虏人惩创，更立令主；不然豪杰并起，业归他姓，则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论之，父祖质产于人，子孙不能继赎，更数十年，时事一变，皆自陈于官，认为故产，吾安得言质而复取之！则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缓乎！”
“……陛下以神武之资，忧勤侧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于群议矣。然犹患人心之不同，天时之未顺，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诚反其道则政化行，政化行则人心同，人心同则天时顺。天不远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斥虚文；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时简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数，调度总司之羸以佐军旅之储；择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则财自阜；拣将佐以立军政，军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帅以总边陲，委之专而边陲之利自兴；任文武以分边郡，付之久而边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来敢言以作天子之气；精间谍以得虏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不出数月，纪纲自定，比及两稔，内外自实，人心自同，天时自顺。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归。何者？耳同听而心同服。有所不动，一动而敌自斗。何者？形同趋而势同利。中兴之功，可跷足而须也。”
“……”
“……”
洋洋洒洒近千言，方子安一挥而就。搁笔时新月西斜，万籁俱寂，竟然已经是过了半夜了。方子安泡了一壶热茶暖着手，喝着茶暖着身子，静待墨迹干透之后，才慢慢的收拾考卷，装入绢袋之中。洗了脸，爬上床去，不久便酣然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