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观湖楼的员工只知道这两个人是邓处长和吴参谋。”王见刚在一旁补充说道，“对两个人的全名和究竟在什么单位任职并不清楚。”王见刚在一旁补充说道。
“那你怎么知道观湖楼员工嘴里的邓处长和吴参谋就一定是邓兴农和吴文军？”林江北问道。
“因为我带去了从户籍室里拿到的照片。”王见刚说道，“在对观湖楼员工进行隔离的单独审问中，有四名员工都从我带过去的照片之中准确的指出了邓兴农和吴文军的照片，说他们昨天晚上到过观湖楼。”
林江北点了点头，既然是在隔离的单独审问中有四名员工都辨认出了邓兴农和吴文军的照片，并且都曾在昨天晚上见过这两个人到过观湖楼，那么基本上可以坐实昨天晚上邓兴农和吴文军确实到过观湖楼。
“那么观湖楼的这四名员工有没有谈到过他们之前有到过观湖楼去过吗？”林江北继续问道。
“之前也经常过去。”王见刚回答道，“据那四名员工交代，他们见到邓兴农的次数要多一些，吴文军偶尔也会跟着邓兴农一起过去。”
“那除了邓兴农和吴文军之外，防空司令部其他几名能够接触到防空工事图的成员，有没有人去过观湖楼呢？”林江北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目前还无法确定。”王见刚回答道，“但是至少观湖楼里的员工在辨认过照片之后，并没有谁记得其他人曾经去过。”
林江北又低头看向手里另外一份名单，这是省电话公司提供的安装电话的名单，从名单上来看，能够接触到防空工事图的成员当中，除了保安处参谋部的参谋吴文军和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书记石东强两个人之外，其他几个人的住宅都安装有电话。
那么根据这两份名单划出来的交集，显然防空情报处处长、省保安处参谋主任邓兴农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
“周校长、督察长，从这两份名单来看，我们应该立即对邓兴农采取行动啊！”林江北说道。
杜成虎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谈何容易啊！”
“为什么不容易？”林江北惊奇地反问道。
“因为邓兴农是省保安处长徐铁成的亲信，而徐铁成这个人，极其护短不说，对我们情报处的工作也是从来不买账的。”杜成虎说道。
什么？对情报处的工作不买账？
林江北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在他的印象中，段先生把控下情报处一向是令军政警情系统胆寒的力量，任你官职多高，面对着情报处的特工人员也只有唯唯诺诺的，怎么到徐铁成跟前就变成了例外？他一个省保安处的处长，虽然掌握着全省保安团的力量，但是就是那些正规军的大佬也都要卖段先生的面子，徐铁成一个掌握地方保安团的处长，就敢不买情报处的帐吗？
杜成虎望了周凤山一眼，见周凤山没有表示出什么反对意见，这才又扭头继续对林江北说道：“本来这件事情不该现在对你说的。但是考虑到你以后要到杭城站来工作，会经常跟省保安处的人员打交道，我还是把中间的曲折先给你讲述清楚，省得你以后不小心闯出什么祸端。”
原来，徐铁成这个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的来头大不一般。
民国时期，尤其是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将首都确定在南京之后，浙江省在中国政治版图的地位，可远比林江北上一世的时候更为重要。
因为毗邻江苏，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加之又领袖常校长的家乡，所以浙江一向被视若京畿重地，而杭城作为浙江省的省会，自然更是重中之重。所以统辖着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的地位也远比其他省份的保安处处长更为重要。
具体到徐铁成本人，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就跟领袖常校长是拜把兄弟，不仅常校长一直把他当做子侄来看待，而且他和常校长的大公子两个人之间也情同手足，堪称莫逆之交。
在到浙江省保安处出任处长之前，徐铁成一直跟在常校长身边，先后担任中央军校办公厅上校科长、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领袖侍从室参谋乃至侍从室少将侍卫长。
徐铁成以这样的履历到浙江省出任省保安处处长，自然不是得罪了常校长被流放，而是常校长把他放到浙江来看护自己的家乡。所以徐铁成甚至连浙江省省府主席王绍洪的面子都不买，不但从来不出席省政府会议，甚至曾经当面指着王绍洪呵斥道“你算什么东西”。
有了这样的背景，徐铁成对令其他军政大佬胆寒的情报处处长段逸农不买账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不过呢，徐铁成对情报处、对段逸农不买账，却并不是恃宠而骄，而是起源于他与段逸农之间的一段公案。
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也就是1933年6月，在徐铁成还在领袖常校长身边担任侍从室侍卫长的时候，段逸农征得领袖常校长同意，在侍从室下面成立了一个侦察班、一个警卫班，每个班都是15个人，30人均由情报处抽调，专事“护卫领袖安全”的工作。
段逸农搞的侦察、警卫两个班，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双重领导”，在业务上，服从于侍卫长徐铁成的指挥。但在编制上，人员仍隶属于情报处，工资也从情报处领，只是从侍从室领点津贴、补助、服装费什么的，基本上相当于段逸农给侍从室义务打工。
但是在段逸农来说，当然不会干赔本的买卖，之所以这样做，第一，保卫领袖常校长的安全，本就是情报处处的职责；第二，侍从室位置重要，在常校长身边安上自己的人，随时报告消息，心里踏实。
因此，段逸农不但白干活，而且精英尽出，派去的基本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和“浙警”正科毕业、又经杭训班训练出来的精锐，也就是林江北的师兄了。
与此同时，段逸农征得徐铁成的同意，还从特务处推荐了三个军校同学作为正式的“侍卫官”。这三个侍卫官与侦察班、警卫班一起，成了常校长内外围都有警卫的生力军，这样段逸农不但达成了护卫常校长的夙愿，又有忠贞有为的干部，日夜随侍保护常校长之安全。”
这样一来，段逸农是合适了，但从派过去那些侦察班和警卫班的人员的角度看，就十分委屈。
侍从室是一个很大的机构，负责的工作很多，其中专事安全的这一部分人，就叫做“侍卫官”。由于侦察班和警卫班是在侍从室的“体制外”运行的，因此在侍从室的花名册当中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侍卫官”的名义，更谈不上军衔、职务等等。薪酬也不一样，正式的侍卫官，工资比侦察班和警卫班的人员多两倍。
人事管理是有其规律的，无论什么时代，任何一个单位，如果其内部的人员身份和待遇不同，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何况是“护卫领袖”这么大的事，大家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身份却不同，待遇也不同，工资收入还差了一大块，搁谁也得有想法。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侦察班和警卫班等人给徐铁成留下的印象不错，于是徐铁成打算把这批干部据为己有。同时，应该说这也是解决“体制”不顺的一种措施。
经徐铁成与侍从室的德国顾问司脱乃斯商议，拿出了一份“收编”计划：
第一，在体制上，把侦查、警卫两个班全部纳入侍从室的正式编制，等于是说这30个人从此跟情报处没有关系了；
第二，在待遇上，两个班的人员一律授以军衔，其中，侦查班的全体人员，不论军校还是警校毕业，也不论期别、年功，一律授以上尉军衔，称“侍卫官”；警卫班人员，由于承担的任务相对比较单一，则授予少尉军衔，称为“特务员”。
事先，徐铁成给段逸农发电告知此事，只要他同意，即可“呈报常委员长核办”。
对于侦察、警卫两个班的成员来说，这份“收编”计划一旦实现，他们就可以“摇身一变”，以“国民革命军”军官的面目出现，当然好了，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好事。
可是谁曾想正在这个当口上，段逸农安排在侦察班书记做出了一件谁也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密报段逸农，称：“侦、警两班是处座苦心训练的精华，如被他人吸收，将对团体影响甚大，请考虑婉拒之。”
段逸农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电覆宣侍卫长予以婉拒”。
徐铁成本是好意，想让这些特务上上档次，结果侦察班的书记这样一来，这点“意思”全变成了“不好意思”，心想段逸农的手下，一个个的怎么都这样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偏巧此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不愉快的事，段逸农保荐的两名侍卫官“因看不惯侍卫室同仁的所作所为”，给领袖常校长写了一封告状信，结果这封告状信落到了徐铁成的手中。
两件事合在一块，徐铁成大怒，当即把段逸农找来大发脾气。
段逸农身为情报处处长虽然深得常校长的信任，但是在被常校长当成亲子侄看待徐铁成面前却不够看，加上徐铁成又是黄埔一期出身，算起来是段逸农的军校学长，因此说话毫不客气：“我提拔你的人，你不肯；你推荐进来的人又专打小报告，原来你的人不是来护卫领袖，而是来打我们小报告的。”
最后的结果段逸农不但不得灰溜溜的把他推荐过去的三名担任侍卫官的军校同学调走，而且还和徐铁成结下了梁子。
把这段公案讲述完毕之后，杜成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江北，你说我们现在要去动徐铁成最信任的心腹邓兴农，徐铁成会不会配合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