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二舅母了，她住在乡下。过去，每隔十天半月，她那黑瘦的面孔就会在门口出现。一进门，那干巴巴的身子顺着墙板壁滑落到板凳上，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吭。有几次，大概满腹的心事是在憋不住了，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向我母亲诉说……我的母亲常常被弄得无可奈何，匆匆卷起衣袖，看了看手腕上那块半钢手表，说道：“我给你放锅，煮面条吃吧。”不久，二舅母精神抖擞起来，正襟危坐，一碗又一碗，唏哩呼噜，喝得满头大汗，回回都是锅底朝天。搁下碗筷，抹抹嘴，心满意足地走了，从不在城头过夜的。仿佛那两大碗连汤带水的面条就是她来的目的。
今天礼拜六，二舅母又来了。她黑瘦的脸上现出了红晕，身子骨依旧干巴巴的，只是换了一套大半新的衣服，肩上多了个白布口袋。进了门，还没有站稳，把摆布口袋“咚”地放到桌子上的簸簸里，兜底一提，茄子、辣椒、小瓜、嫩苞谷嘀里嘟噜堆了一堆。
这时我们刚吃过早饭，母亲在里屋休息，我在做作业。我第一次见二舅母拿来这么多东西，心里有些惊奇，上前端板凳给她坐，并且说：“我去放锅……”“不要煮那面条了。”她摆摆手，打断我的话，大声说：“城门口有粉馆，我去吃过了。”说着自己倒了茶水，转身朝墙边新做的蒙板床走去。我张口正要喊，她已经一屁股坐在床上了，随即吼吼地叫道：
“哎哟嗬，哪个时候做的新床！”
这个举动惊得我目瞪口呆。
那蒙板床，是我们家唯一不付租金的私有财产。梓木枋，杉木板，全都来自国营红星林场，请的是城南门有名的木工师傅。全家人省吃俭用，几年的积蓄全在上面了。可是有了它，父亲母亲之间关系竟然有点紧张起来。可怜的父亲，常年在乡下奔波，餐风露宿，废寝忘食，在少得屈指可数的时间回到家，想在舒适的蒙板床上休息片刻也不行。母亲不是骂骂咧咧，就是干脆揪住他的耳朵，硬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父亲每每忍气吞声地嘀咕：“虚荣心重，嘿嘿，虚荣心重。”*而堂皇的蒙板床，终日安静又神圣地立在那里。母亲每天三次地为它整理，还在床上铺设了新垫单，摆放了簇新的被子。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就是为了那几位话多的同事们来了，好来一阵指指点点，这又何苦？
现在，二舅母不但在上面摇晃身子，哼哼唧唧，还叉开五指，抚摸被面，粗糙的掌心里发出呲剌剌的声音。
母亲从里屋快速出来，很着急问：“你来啦。”假装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拿起扫衣服用的毛掸子从床头轻轻拂扫，荡开飞起来看不见的灰尘。这样一来，二舅母就不得不起身让开。可是，她站在母亲身后，看了几秒钟，绕到母亲扫过的地方，又坐下了。
母亲张惶地看着二舅母，想了想，和颜悦色对她说：“我要上班去了，你也想上街，就走吧，街上稀奇东西也多。”
“要得。”二舅母立马起身，仰头喝干了茶水，放下杯子，兴冲冲走到我母亲前面。
才两分钟母亲又跑回来，急急忙忙进去里屋，接着就听钥匙的哗啦声和一阵翻弄抽屉的响动。二舅母在外面等得不耐烦，大声喊：“大姑妈动作快点嘛。”母亲手里拿张塑料布跑出来，急豁豁地推我：“快去陪二舅妈，就说我忙找点东西。”说着，拿起毛掸子掸几下，慌慌张张覆盖在蒙板床上，跑来跑去的，将四个角压严实了。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动，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只好跑了出来。
一到街上，二舅母明显地伸直了腰杆，走几步，还故意挺一下胸脯，左右上下看看自己的衣摆。那历来巴着地面的脚板今天似乎要翻转过来，踏得街面的石板噼啪乱响，穿着那双茄色的胶底鞋，十分显眼，活像一堆蹦跳欢悦的斑鸠。她认真回看自己衣服后摆，扯伸展她认为有损于自己形象的哪怕是一寸小小的褶皱。她一路甩着手臂，在路上拐来拐去，想方设法走朝前，让我始终跟在后面。
特别是在人多的地方，比如商店的橱柜跟前，她便指着货架上的价码单，让我念出来，晃着脑袋讥笑我遭遇难题的洋相，遇到营业员那一手蹩脚的字，或者花眉花眼的外文字母，她就对着张口结舌的我眨眼，然后快活地拍手大笑。
一走到五金交电门市，她的眼睛顿时放出异彩。“看啊，”她指着电视机嚷道：“就是那一种，嘿，隔壁王老春就买了一架，天天晚上哗啦哗啦地演。”我抓到了机会，纠正她：“不能说架，要说台，一台两台的台。”她啜了一下嘴皮，说：“我们就说架，一架两架三架。”我说：“台。”她说：“架。”抬头看天空，问我：“飞机为啥要说架？”我说：“飞机在天上飞，就要说架。”她眼批快速眨动说：“电视机里的东西从哪里来？”“从无线电。”“无线电从哪里来？”“从天上来。”“这不就对啰？”
见我陷入困惑，被她下了套，就欢快地又跳又笑。突然又变了脸，哼哼道：“天天去看人家的，真不安逸，不如二天各人家买一架大的。”摊开手比划了一下。
我瘪一下嘴：“二天各人家买一架？”
“是二天各人家买一架。”二舅母正经八二说。
“真的？”
“不是蒸（真）的未必是煮的？”二舅母说，“秋收以后，谷子割了，花生收了，两头猪也喂肥了，我就不相信买不起这架才四百多块的电视机，五百多块的也买得起。”
我无话可说了。我们家也是，每天晚上，要跑到对面黄伯家去看电视，他儿子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带了一大笔安置费，从里面掏出四百块，买了电视机。看完回家，在路上就听父亲说：“这东西也好也不好，好在有看的，不好的是时间浪费掉了。”母亲说：“凡是家里都需要的，一样一样来。”
我听得出母亲的心声，但我就担心，二舅母买电视机的时间比我们家提前，那样的话，她最好不要在母亲面前提起。
一路上，二舅母在每个柜台前大声武气问这问那，和每一个碰巧站在一起的人扯东拉西，不管对象是谁，认识不认识，喜不喜欢听，她都要呱啦呱啦说上一阵：今年雨水特别好，庄家蔬菜按不住呼呼望上窜；你们吃菜是不是很恼火？起大早摘来的菜是不是才叫新鲜？那样的话，你们舍得出几角？城里头也好也不好，人多树木少，一刮风就起灰尘，鼻子眼一转就是一个黑指头……那本来近似佝偻，而现在努力伸直的腰身在人群里穿来穿去，那副难听的处处引人注目的嗓门一直在咋咋呼呼，没玩没了，简直就是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那憋屈了几十年的话语，非要在这短暂的半天时间涌喷出来。我跟在他后面，很快就觉得无趣无味，还要无缘无故接受那些讨厌的白眼。我趁她不注意，离开了她，钻进人群，溜回了家。
我把饭做好了，母亲回来了，要我端过簸簸拣菜。我最喜欢吃红烧茄子了。母亲却说留着明天吃，明天她会记着割肉，红烧茄子少了芡粉调制的肉沫汁，就不能算是上等菜。母亲安排今天吃小瓜，切成颗粒，用青椒炒。青椒剁碎了，加盐，拌上干炒豆，同样是好菜，下饭。
我一边拣菜，一边就把二舅母在街上的种种行为讲给母亲听。母亲起身要把蒙板床上的塑料布揭开。我说：“先不要忙，说不定还在街上溜达呢。”母亲朝门外看了看说：“都大下午了，不会吧。”我说：“面条还没有吃下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