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是血腥的一个月，诸葛恢的死只是一个开始。
其后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朱雀大桁南侧都会再添新的首级。这些首级各依罪名高低、生前身份贵贱，死后也是高低不等的悬首示众，在都内已经形成一道风景。
逐渐恢复繁荣的建康城，民众偶或成群结队行至此处，对着那些高悬的首级指指点点、穷发议论，自有一种看客们无甚危害的残忍。
这一次的逆乱定罪，量刑非常严重，单单被判以枭首者，包括诸葛恢并其直系亲属和一众党徒，便达五十人之多，琅琊王氏的王胡之并王耆之自然也不能幸免。他们最后虽然附和了王恬对诸葛恢并青徐乡党的构陷，但即便有什么所得也注定不会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判以死刑但不必枭首的又有三十余人，包括死在乡乱中的蔡谟嫡子和宿卫中率先作乱、杀害护军周谟的几名将领，还有就是一部分历阳乱卒首领，庾翼的丈人刘绥同样没有幸免。
还值得一说的便是对颍川庾氏的论罪，庾翼曾经伙同王允之于京畿近郊洗掠乡民，但却并没有与诸葛恢直接勾结的指正，而其人率领历阳乱卒入都，又是奉了皇太后的苑诏，这一点确凿可查，因此颍川庾氏最终没有以逆乱入罪。
但庾冰、庾翼兄弟两人在这场动乱中罪名同样不少，最大一桩便是力不胜任、致使皇太后忧恐至死，又有无能御众，因使历阳乱卒祸乱京畿。
如今兄弟两人俱已身死，因此夺其一切职事爵秩，同时废其家嗣。其涉事嫡子一并处死，余子编为罪民，永作禁锢。
而后便是对台臣官员的处理，司徒褚翜徒任主政，但却不能察患于未发，事后又无能定乱，更有外奔矫诏筹建行台罪状，因是剥夺一切官爵贬为白身，禁锢不用。
中书令何充罪责稍轻，但也是责无旁贷，免其中书之职，外放司州刺史，单车以用专事督建修复陵寝宫苑。
其余在职台臣，也都各自依照官职高低、机要与否，而各作一定程度的贬斥，几乎无人能免。这追责的牵涉面虽然极为广泛，但是相较于几乎被杀个精光的青徐侨门，区区罚俸贬职已经算是非常轻微的处罚了。
而且这些台臣们也明白，最主要的清洗已经完成，他们这些被牵连者即便有什么处罚，也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经过此一轮清洗后，台省官员缺额近半，除了州郡选募之外，他们这些在台者事后肯定也会循序以进的。
所以尽管整场清算声势浩大，但在底线划出来之后，人心反倒渐渐归于安定。
类似这种大规模的清洗，局内人的反应如何是一个隐患，乡野和畿外州郡的声音同样要命。
在整场逆案的量刑处罚方面，沈哲子看似大势汹汹、大开杀戒，但本身也是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杀头略尾，抓大放小。主要施加重惩的，还是集中在畿内这些确凿可查的时人身上，只要有一点罪名牵涉上身，便绝对不能幸免。
但是在乡乱的处理上，手段则要温和得多。参与乡乱的丹阳、吴中、琅琊等乡众们，直接确凿入罪的并不多，比较显眼的一个便是丹阳任球。
当琅琊乡乱被定性为逆乱的一部分后，任球煽动都南吴人乡众前往痛杀琅琊的最大罪名已经不再，甚至可以冠以义军为名。但沈哲子本身对于所谓“义军”这一意义就不太认可，也不能单纯的给任球脱罪就认可这种行为，甚至予以表彰。
所以，任球最终还是以发破丧户、毁坏中兴元功名臣丧荣的罪名入罪，夺职禁锢，徒刑发往河洛镇戍。
明眼人看来，这其实也是对任球的一种关照和保全，毕竟他在乡乱过程中太显眼了，事后难免会有遭受牵连的人家怀恨在心。若是其人还继续留在江东，即便有着沈家的保全也很难事事关照周全。
而江北乃是梁公基本盘，功罪如何其人一言决之，无论何种名义北上，未来衣锦还乡的前程已是依稀可见。
下及乡众层面的处理，定为有罪的足足三万之众，但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惩罚，其中一部分被迁徙发配到江北择地安置，另外的则就近京畿周边安置，以工偿罪。
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一种保护。乡仇是一个比政斗还要难于处理的话题，政斗只要一方上台打倒另一方便算是告一段落，可是乡仇不将对方赶尽杀绝的话就永远存在。
乡斗参与这几方，其中以琅琊乡众最为凄惨，接连遭受重创，如果再任由他们留在江东，可以说是四望皆敌，生活凄惨可想而知。
青徐侨门是阻挠沈哲子的一大障碍，可是青徐侨民们却与他没有什么冲突。这些人也是受裹于大势的可怜人，沈哲子即便要逞威风也落不到他们头上。
所以，这些情绪侨民幸存者们都被集合起来，统一转到江北安置。生存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他们对沈氏吴人怀怨难免，但就算有什么怨忿，也不至于再化成什么实质性的报复。
说到仇恨，羯胡给他们带来伤害更大，被迫离开世代安居的乡土客居江表，也不见他们一个个红了眼的北上与羯胡拼命。只要安置得宜，并不刻意的迫害打压，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也就成了顺民。
严查乡乱，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打破原本乡宗人情的各种盘结依附，尤其是在土地和荫户方面。
伴随着乡乱的惩处，沈哲子在京畿几个郡县之内也是坚决推行着编户齐民、土断归籍的政策。甚至包括他们沈家在内，都绝不容许再在京畿周边豢养包庇大量生民劳力，打造一个围绕建康为中心的生民各得耕织工役这种良态世风的区域。
而在施行这些政令的时候，沈哲子也是一再表态，这只是京畿所在、定乱需求才有的特事特办，绝不会将之当作定制向畿外郡县蔓延。
关于这一点，沈哲子倒是没有说谎，目前的他其实精力还不能完全放在内政处理上，而且想要放及四海的打土豪、分田地，当下无论是环境基础、民意基础包括统治构架都还不成熟。
定策但却无力推行，最重要是没有与此相关的充足的人才储备，政令只能浮于表面而无法落实。反而有可能激发各地那些乡宗的反对热潮，继而酿生出层出不穷的民变。
只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无论谨慎也罢，保守也罢，沈哲子作为定策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他的策略，就是打造建康城这样类似的区域大中心，确保在这些中心区域内，他的统治和政令能够得以充分的贯彻，对资源的调动能够得到有利的执行。至于其他边远郡县则暂时保持现状不变，继续加强商贸的往来以确保民间资源的流通。
这样的区域中心，在沈哲子的构想中肯定不只江东的建康和京府，包括如今的淮南寿春、未来的河洛、徐北彭城、江州豫章、荆州江陵、襄阳等地，都要向这方面来发展。先确立一个统治的基点，然后以点连线，以线带面。
只有等到这种布及四海的点、线、面构架完成，才是继续进行下一步推动的基础，覆及郊野边治。至于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当下这个世道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些秩序的建设，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京畿这里局面敲定之后，便可以达成与淮南隔江呼应的格局，再佐以老爹沈充此前大修驰道的计划，这种中心呼应基本上已经可以保持江东局势的平稳，未来沈哲子也能更加安心坐镇洛阳。
关于州郡方面对今次中枢清洗的态度如何，目下值得关注的也仅仅只有荆、江两处而已，至于交广等地与中枢的彼此影响还是偏弱。
江州刺史钟雅在这过程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保持着缄默，这也是因为自从王舒在江州任上死后，江州便始终处于一种被荆扬压制的状态，甚至久为荆州附属，连作为缓冲地的意义都逐渐削弱。
钟雅是沈哲子重新构建台省秩序的人选之一，所以一待建康城内的清理告一段落，便即刻下诏召钟雅入都，代替何充担任中书令，与国丈卫崇一起负责台城各项构架事宜的重建。
至于接替钟雅的人，沈哲子则安排叔父沈恪。这两人都曾经有着大乱之中、御前拱卫的经历，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其实包括褚翜、刘超在内，也都有此中经历。
不得不说这种体验对政治声望的增加效果是巨大的，没有这一份资历，就算沈氏大权独揽，沈哲子也不便直接安排家人担任大州方伯。
可是荆州方面，形势就微妙得多。且不说荆州分陕之重并庾怿这一时期的尴尬处境，单单荆州本身就是沈哲子影响力一个漏洞所在，所以在荆州问题上，他也不得不慎重，做出充分考虑。